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0)-06-0037-08 在1980年代诗歌论争中，孙绍振的名字在批判与讨论中传播。《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下文简称《崛起》)终究因思想火花闪耀于当代文学史，孙绍振也因此被认定为当代诗歌理论家。三十年过去，孙绍振内心产生了“忧惧”：在新诗进入新的探索时期以后，“对诗的忠诚，对诗的理解，和我许多挚友不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坚持我对诗歌艺术的信仰，就不能完全认同新一代的弄潮儿；要从我所信奉的艺术观念为后新诗潮做出阐释，就不能不自我否定”。[2]1-2在这种矛盾中，孙绍振转向了比较文学研究、语文教育改革、散文理论创设。他的幽默理论在散文学界自成一说，错位观也成为文艺学的独创性理论。 但至今，孙绍振并未与诗歌绝缘，2009年出版的诗学论著再现了他三十年来的诗歌思考①；讲台上，他还在传播诗歌经典。 一 人的觉醒 19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者中，参与者都各有特色。有的学者热衷传播诗歌基本理念；有的学者本身是诗人，以诗人气质为诗歌特质说话；有的学者像斗士，更愿意为诗歌的合法性发展抹平道路。其中，孙绍振写过诗，又像斗士，一个充满自信，看上去乐观但并不乐观的研究者。 大学时期的孙绍振有过一段研究诗歌的经历。19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孙绍振被同学谢冕拉进《新诗发展概况》的写作队伍，成为六位写作者中的一位，尽管此书当时并未出版，不过，就像刘登翰所说：集体创作的《概况》虽已无多大价值，“但它却意外地影响了我们这些人此后的道路，使我们在后来的大半人生里，几乎都和诗，和中国新诗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3] 《崛起》写作之时，孙绍振早由北京东迁福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而已。在孙绍振和他朋友们近年来的回忆文字和采访录中，可逐渐接近《崛起》发表的历史原貌：在南宁会议上，老同学张炯命孙绍振在会上放一炮，他本无兴趣，因张炯与谢冕坚持，他才提出把发言放在最后，“讲不好，也没有大碍，讲好了，给人家一个美好的回忆。”[4]58没想到他的讲话马上引出大家热烈争论，后被《光明日报》记者约稿。 《崛起》之前，孙绍振写过《诗与小我》、《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等文章，涉及到新诗发展所遇到的问题、障碍，态度尖锐，为什么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呢？《崛起》其实与这些文章有一定的承接关系。如《诗与小我》立足于诗人的写作身份问题：强调诗人是个性鲜明的人，要诗人相信“小我”；高度肯定小资产阶级对诗歌的影响，提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针对当时还是普通女工的舒婷创作谈到三个与主流意识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前两个问题，对当时的诗坛、主流诗歌写作表现出对抗性态度。首先，他对诗歌是高昂的时代精神号角表示疑义，提出“难道时代的旋律只有号角才能演奏，而其他乐器都没有问津的权利吗？”他指出某些人的批评态度简单化：“我们不可以一看到作品中有孤寂的情绪，就判定其为低沉的，甚至是颓废的，是非无产阶级的，因而是要受到谴责的。作为诗歌批评的一种准则，我们只能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问它是否是真诚的，是否是深刻的，然后再研究它的长处和短处，最后才能得出它艺术上基本的评价”，要避免做出“法官式的宣判”；[5]其二，他提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许多诗人都把“思想道德的原则和艺术原则完全混同”。毫无疑问，这两个观点明确以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艺术法则作为对立面。《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表示对艺术服务对象的质疑：“我们的理论长期过分偏执地强调艺术服从群众的趣味”，“忘记了艺术是一种精神文明，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经任何训练和熏陶就能自发地掌握它的，忽略了艺术有改造、丰富群众趣味，提高群众艺术修养的任务”，基于此，他提出“读者的宽容”问题，与主流意识中强调对作家的改造相抵触。此文还有一句非常尖锐，带有挑战性的话，成为《崛起》中所强化的——“一切传统包括艺术传统都有它的保守性，艺术创新要进行到底，便不能不以异端的姿态向传统发出挑战”。若是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的读者都知道这些言论意味着什么。呼唤创作者、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复苏，人的意识觉醒，期待读者宽容，给艺术自由空气……这些观点与后来《崛起》表达的观念互为补充或进一步深化。《崛起》更集中地描述了新一代的创作姿态，辩证地看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分析创作被读者接受和所不能接受的成分，以及革新者存在的某些问题。 《崛起》中，孙绍振肯定新一代诗人，并不仅仅是赞许，而是强调“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至于美学原则，也就是后来常被学者和批评者们引用的“两不屑”：“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也有人指出是“三原则”，除含“两不屑”外，还有一个原则，即“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6]264他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他们在创造探索沉思的传统。这是《崛起》的核心内容。孙绍振所说的“不屑”，正是主流提倡的。而且，孙绍振还认为人们对于朦胧诗产生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因此他揭示出：“当革新者最好的诗与传统的艺术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一致的时候，他们自然成了受到钟爱的候鸟”，但是，“当他们有时也用时代赋予了他们的哲学的思考力去考虑一些为传统美学所否决了的问题”，就会产生分歧。他又指出：在传统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的人为鸿沟填平。在这些观点鲜明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孙绍振冒着犯大不韪之罪，与中国文坛铁柱般稳固的文艺观叫板，挑战不可动摇的权威和权力。虽然他也希望年轻人在否定传统的同时，不能漠视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不要闭关自守或全盘民族化。 众所周知，自194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政策，遵循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原则，并且通过多次对文艺问题的政治化处理后，文艺环境日益紧闭，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和文艺的一条锁链，“双革”和“三突出”等原则制定后，文学与政治思想工具几乎是同义词。穆旦《冬》里所说“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了口舌”是对那一时期的描述。巴金在新时期呼吁“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后，知识分子的良心开始复苏，在政局波动风向不明的1980年代初期，孙绍振敢于公开发表与主流不尽相同，甚至相悖的文艺观需要足够的胆量。因为刚过去的“文革”中，莫须有的罪名可以置人于死地，何况这里白纸黑字有证。 再从《诗刊》“编者按”中还可以看到当年《崛起》发表时，暗藏着不为人知的阴霾。“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并希望读者能够由此文“明辨理论是非”，这一段充满对比性和暗示性的文字着实令那时的读者产生是与非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