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1)01-0011-05 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尤其是理论话语的转型的最早讨论，是由海外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争论逐渐从境外转到国内。①最初是关于后现代话语的保守性问题的论战，撇开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文化与政治标签，核心其实是后现代话语从“解构”向“建构”的转型及其评价问题。而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关系，处理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既是争论的焦点，也规定了讨论的理论框架和限度。这可以称为一场在面对“全球”与阐释“中国”的多重焦虑下的论争，它促成了对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反思和清理。本文主要以郑敏的解构诗学理论为个案，从母语与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建构性的角度清理这一问题，汉语文化重建是郑敏解构诗学的悖论性内核。 在国内具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背景的学者中，郑敏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她从诗歌语言与传统重建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解构和后现代转换，既有她的西学背景尤其是所受解构主义理论方法的影响，更与她作为一位重要的汉语诗人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经验和生存经验相关。蓝棣之在探讨郑敏的诗歌写作“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变历程时指出，她的标志着这种转换的《我的东方灵魂》等诗作，是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抒写”，“触及了一个学习西方文艺的东方诗人心灵深处那些很深的积淀，正是这些积淀约束着诗人的眼光和心态”[1]。这可以算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她心灵深处东西方碰撞的颤音。这种“约束”和“积淀”，不只使郑敏从“现代”的“西方”中心回归“东方”，而且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从语言与存在切入一个古老民族文学与文化在新时代的重构。她着眼于汉语文化重建的解构诗学已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解构”是郑敏理论建构的起点。她曾谈到自己接受解构诗学并试图用它重构传统的过程，80年代，“出于好奇，涉入二战后美国诗歌的陌生领域的探讨，这就陷入至今难以自拔的关于后现代主义诗论与解构主义的研究。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德里达使我恍然悟到当代西方文明正在从理论上走出固守的逻格斯中心论，和对‘物’与‘有’的盲目崇拜，在寻找人类更开放的思维：无固定中心、以‘变为本’的强调‘无’的开放型宇宙观。在这种新发现之下，我不由得联想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已暗涵的这种以‘变’与‘无形’为特点的‘道’的哲学，于是看到了人类在精神追求中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目标：更开放更自由的心智。难以想象解构哲学与距其几千年时间的中国老子竟在‘道’及‘踪迹’一点上踏完一个圆周。这种发现使我更坚信极富智慧的东方文化有责任在新世纪中‘西渐’，以补充西方文化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目前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著作，无论是诗、论文都是具有解构思维倾向的”[2]。刘象愚认为，郑敏“深刻而准确地研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解构理论的理解她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最到位的”[3]。纵观郑敏的解构诗学研究，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从侧重解构到强调建构的过程。 在最初的研究如《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4]中，郑敏突出了解构主义的“解构”内涵，在该文中，她把解构概括为三方面：“天”的解构、“人”的解构和“文”的解构，分别涉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意义中心主义的解构。她认为解构主义在60年代后期开始风行，“是因为它对一切武断、垄断的思维方式发起进攻：政治的法西斯极权，思想的西方玄学式的武断，经济的物质垄断，凡属这些成为强大体系，对人们进行束缚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压迫都不利于人们自由思考，解构主义将它的怀疑投向这些庞大的体系，希望为人类思想意识打开新的空间”。这种解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其对抗性或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文章的结尾，她谈到1986年春天在美国参加解构主义与康德研讨会，“在会下我问德里达在全力以赴的解构之后，他有没有考虑文化建设问题。……当时德里达的回答是，眼前只能解构，因为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至于未来可能要建设，只是今天还没有任何人能完全摆脱旧的思维来想象如何建设，因此那是未来的人的任务。德里达会不会也成了他自己所竭力解构的思维体系的俘虏，因此没完没了地‘解构’，以至陷入泥沼，前进不得？这就是今天解构主义面临的无法解答的谜团”。尽管这时她已提出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但显然仍认同在“解构”未完成之前是不能奢谈“建构”的。但“解构”与“建构”的关系已作为一个“谜团”横亘于心。 此后，郑敏把解构理论运用到对汉语诗歌与文化现象的思考，首先把矛头对准“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诗创作，她的多篇针对中国的“现代”与“现代文学”进行解构的论文引起海内外广泛争鸣，使她无暇继续推进前一时期的解构理论研究。直到世纪之交，她的《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解构主义在今天》和《迪菲昂斯(Differance)——解构理论冰山之一角》等专论发表，她对解构诗学的研究才基本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她对解构诗学中的“建构”维度的发现和探究。 在《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5]中，郑敏探讨了解构思维的诞生、非等同圆的重复、无中心论、出走与回归的必要、传统的可塑性与顽固性等问题，最后两部分内容是全文的落脚点，讨论的正是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在“出走与回归的必要”中，她引用德里达“返回是创新的历程表中必须经过的一站和一段时间”，说明“在解构理论中没有返回就没有真正的超越和突破。那种一去不回头，将出走进行到无限的所谓革命到底的理论，显然与解构观不相容。将传统与创新，出走与返回看成二元对立的理论必然走向从零开始的创新，其后果是彻底失去传统的一切智慧积累”。在梳理德里达对传统的可塑性与顽固性的论述后，她得出结论：“解构思维对传统的复杂性，它的既开放又封闭的双重性的深刻认识，这些都使得解构思维的真正辩证的非对抗的态度对待创新和传统的复杂关系，既不能舍弃传统，以为它无可救药，也不能对它的顽固性与迷惑性失去警惕。当一个古老的民族摇摆在迷信与砸烂传统之间时，解构思维或可使人们清醒地走出困境。在情感上既要克服恋旧的情绪所带来的逃避，也要走出力图摧毁过去的狂热”。如何在解构中有效地吸纳传统并警惕传统的惰性，成为解构诗学的建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