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6-0212-07 1930年代前半期，是梁宗岱在诗歌理论与批评方面创造力最为丰沛的一个时期。1935年和1936年相继出版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既是他个人在诗学理论上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新诗理论探索中的代表性成果。尽管在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中，仍然缺乏完备的系统性，但其主要观点和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以“纯诗”为理想，以融合中西古今诗学为方法，在诗歌语言的“音”与“义”的关系探索中，关注形式元素，强调形神统一。其对意象、象征和格律化等方面的探索，都为汉语诗歌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启发。 在以往的梁宗岱诗学思想研究中，受到关注和讨论较多的，是他的“纯诗”理论和他“中西交融”的方法与立场。孙玉石认为：梁宗岱“由系统介绍瓦雷里的象征主义创作，更为自觉地和系统地倡导‘纯诗’的理论，进一步完成了新诗本体观念由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世界跨进的剥离工作。……他的主张不仅在观念上划清了诗与散文的界限，而且为现代主义的新诗本体观念中诗歌运载工具自身所占的地位与作用的实现、为诗的表现手段自身存在性价值的认同、为纯诗可以拥有的艺术审美力量的张扬，做了富有深度的思考。东方象征诗、现代诗本体观念的建设由此而跃进到了一个新的自在的层面。”[1]这个评价已充分肯定了梁宗岱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希望进一步讨论的是：在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追求“中西交融”的诗学潮流中，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及其实践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他的“纯诗”理想到底是空灵玄奥、遥不可及的，还是针对现实、有的放矢的？此外，在从那时起直至今日的对于新诗历史的反思和对汉语诗歌写作的不断建设中，梁宗岱在1930年代所提供的见解和思路，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效用？ 一、“新诗”观念的又一次“革命” 问题要从梁宗岱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说起。 1935年11月，《大公报》文艺栏下设的“诗特刊”创刊，身为主编的梁宗岱为之撰写“发刊辞”，题目为《新诗底十字路口》①，就发表在11月8日该刊的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梁宗岱醒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新诗“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他说： 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新诗底造就和前途将先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一个是自由诗的，和欧美近代的自由诗运动平行，或者干脆就是这运动一个支流，就是说，西洋底悠长浩大的诗史中一个支流底支流。这是一条快捷方式，但也是一条无展望的绝径。可是，如果我们不甘心我们的努力底对象是这么轻微，我们活动底可能性这么有限，我们似乎可以，并且应该，上溯西洋近代诗史底源流，和欧洲文艺复兴各国新诗运动——譬如，意大利底但丁和法国底七星社——并列，为我们底运动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可以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目标。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底理想的方法。② 这样一个关于新诗现状的观察和发展前途的思考，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梁宗岱以这个方式无非是要更加鲜明地表达出他的诗学观点和立场。在他看来，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诗，已经到了需要充分自我反省并改变原有方向的历史时刻。诗坛存在着严重的观念上的分歧。新诗运动初期的诗学主张已在一定程度上被超越和背离，“自由诗”的前途——在梁宗岱看来——已经走上了“一条无展望的绝径”，即便有进一步的成绩，也终归只能成为世界诗史中一个“支流底支流”，不可能带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若想摆脱这个令人沮丧的命运，梁宗岱认为，只有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新诗才能与其它语种诗歌的伟大成就相“并列”，走上真正具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前路。 这当然是一个有些惊人的判断。因为在1935年，中国新诗已经在自由体式中收获了大量佳作，而在格律探索方面也经历了新月派一系列有成绩也有问题的试验，而梁宗岱在此时宣布“自由诗”已走上绝径，新诗只有“创造新格律”这一条必由之路，多少会令人感到诧异。但梁宗岱自然不会是故作惊人之语，那么，他的思考背后应具有怎样的渊源和深意呢？ 首先，梁宗岱的判断来源于他对新诗已有历史的反省和批判，“自由诗”的体式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但也并非其全部的题中之义。他在文章起首就直率地提出： 现在诗坛一般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所隐含的趋势——不独和初期作品底主张分道扬镳，简直刚刚背道而驰：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的前身了。 这就是说，新诗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要求，已经背离了早期的观念，这已被创作的事实所证明。在脱离了新诗运动初期的“革命性”和“过渡性”阶段之后，早期观念暴露出了自身的问题。对此，梁宗岱看似信手拈来地提出了四个问题，却是全方位地清理了初期白话诗的观念。 第一，“诗不仅是我们自我底最高的并且是最亲切的表现，所以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底浸润与陶冶”。这一条针对的是“文学革命”初期将新诗作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阵地之一，忽略了诗歌自身文体特征的观点。梁宗岱在此提出异议，既是要强调诗歌的“个人性”和“内在性”特征，在艺术层面划清诗歌与其它文体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是要高度肯定诗歌作为“纯文学”最高表现形式的独特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