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2-0134-09 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和受众作为传播动态过程的两端，始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从文学传播的视角看“延安文学”的生态环境，对于认识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及传播具有双重的价值和意义。而在此前的“延安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或“党的文学”的视角出发，看取“延安文学”的历史形态及其特征，却少有从文学传播的媒介生态视域认识它的全部复杂性，这势必造成对“延安文学”整体面貌认识的偏颇、狭隘或单一。 事实上，在延安时期，文艺上的一切政策、任务的确定都是以传播主体和受众为基点的，在“延安文学”得以形成的复杂的内部构体中，“传播”的角色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轻慢的，而这一观照视点的切入，恰恰是解读“延安文学”的“内在构体”及“历史形态”的重要一环。这是因为“在国家发展的社会变革中，传播的任务有三种。首先，平民百姓必须得到关于国家发展的信息；他们的注意力必须被集中在变革的需要、引起变革的机会以及变革的方法和手段上；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唤起他们对自己、对祖国的事业的抱负。……这些正是传播在社会(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的基本任务。唯一不同的是，当一个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骚动中时，所有的需要都被强化了”[1]132。战火弥漫，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自然而然会形成与之相符的强烈的战争传播语境，使文学传播主体的民主意识超越了一切个体意识而被激活、唤醒。受众对文学的期待再也无法停留在风花雪月的对生活的小情小调的感悟和品味之上。文学成为他们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苦痛中寻求光明，在熬煎中寻求慰藉的期待。在这里传播接受者的接受期待和历史的现状都构成了一种合力，一种契机，强烈要求文学自觉地将自身与民族的命运、抗战的主题、民众的希冀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战争使文学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一样与现实那么贴近，与民众的疾苦那么紧密。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主体的民众化、读者化，形成了延安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战争年代中文化发展“现代性”最重要的特色。而有意味的是，以民众或读者为主导，创作者和编辑人势必自觉趋向民心所指，即一切为了如火如荼的抗战运动和解放战争，这又构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因此，延安文学传播生态的研究，势必又将以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分析作为中心的环节。 一、受众：不平衡的文化构体与接受的多元状态 接受者是文艺传播的主要对象。文学的接受行为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文学价值只有经过一定的传播通道传递和散布到文学接受者那里，其价值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伊始，就执著于探讨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高雅性和通俗性、普及与提高的有关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使得现代文学一开始就陷入既要启迪民众，又无力走出知识阶层的尴尬境界。如何突破这一局限，也始终萦绕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创作实践之中。然而，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区域，当文学与火热的现实斗争紧密相连，与最广大的民众构成坚不可摧的抗敌战线时，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与他的受众产生最直接的联系。当时代呼唤文学充分发挥其强烈的功利性，为民族的、阶级的解放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历史时刻，延安文学所面对的受众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和艺术特质。 首先，延安文学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层次所构成的多层次的接受需求状态。陕北地区知识贫瘠的受众及其根基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与外来的军人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使“边区范围里整个的文化发展，成为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有高度的大都市文化，一方面还有着极落后的文化。学校闪耀着学生从各地带来的最近代的文化光芒，民众中间却还存在着中世纪的封建的文化层。延安城的文化高度和边区其他各县的文化高度是有相当距离的。……民众中间现在还保存着许多有地方特色的，然而为流俗低级的趣味所腐蚀了的文化生活，在年节的关头还做着男女调情之类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舞蹈的表演”[2]。处于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区域的广大人民在经济上受着封建的残酷剥削，在政治上受着非人的压迫与奴役，因之影响到人民在文化上落后到几乎想不到的程度。据统计“平均起来，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的1％，小学只有120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3]李维汉曾回忆道，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的广大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抗战时期，边区巫神盛行，文化的落后导致边区巫神猖獗。“全区巫神高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4]566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后，认为陕北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西行漫记》中，他记录了1936年7月徐特立向他讲述陕甘宁边区革命前文化教育状况是：“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5]63。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更准确的描述：“原边区政府所辖的这片广大的地区，可以说完全是文化教育的荒地。小学校初级、高级合计只有一百二十处，社会教育的组织根本就没有。一般的县份一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人，有些县份(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而这样一两个读书识字的当然不会是穷人。”[6]178与此同时，作为延安媒体的主要受众之一，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老干部和基层组织的工作者多数文化不高，文盲不少。由于革命根据地大多建立在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的广大农村，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甚低，加之战争带来的严重摧残，干部中的文盲数量大得惊人，以至于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喉舌的根据地报纸，读者群非常小，许多地方的干部看不懂报纸。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方针与政策的宣传、理解与贯彻。①解放区红色政权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几千万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得解放。一方面，红色政权要唤醒这些文化层次极低的农民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另一方面，政治上翻身的农民也迫切需要文化上的翻身。生活在黄土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是解放区民众的主体，这些农民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政治上的压迫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化层次极低，基本上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这与“五四”以来的大部分处于城市之中的新文学的读者群有很大的不同。新文学的读者群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市民。这些生活在解放区的农民接受文化的方式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内容大多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如在赵树理的家乡算命、相面、宗教迷信等封建文化就非常流行，直到1944年10月，抗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的报告《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仍指出：“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进步的方面，但还留有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还有不少封建文化的残余。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中，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师，迷信思想还在影响着广大群众，这些都是群众头脑中的敌人。而反对群众头脑中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帮助他们，改造他们”[7]1011。而这些受众所能触及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各种通俗易懂的通俗文学、演义文学，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与“五四”新文学发轫期的受众相比，延安文学的受众群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得解放区文学首先承担的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面对受众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给予文艺工作新的课题，这课题的中心是文艺走向大众，文艺首先应该为大众而服务，逐渐为大众所把握，成为大众自己的东西。”[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