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倾向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特征。参加二○一○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终评，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种倾向的印象。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入围的历史题材比例之高，既反映了这一题材类型的作品总量较大，也表示了鲁迅奖初评委员会对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普遍认同。初评入围二十二部(篇)作品，其中贾宏图《我们的故事》、李春雷《木棉花开》、岳男《陈寅恪与傅斯年》、丰收《王震和我们》、张培忠《文妖与先知》、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彭荆风《解放大西南》、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均为历史纪实，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作品。同年评出的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情况大体相同，获奖的五部作品《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木棉花开》(李春雷)、《生命第一》(何建明)、《王震和我们》(丰收)、《中山路》(杨黎光)，多数为历史纪实作品。 报告文学大规模进入历史，造成了人们对于报告文学既有认知的某种混乱，使人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命名提出质疑，并且认为应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出现绝非偶然，实际上人们意识到报告文学的现有概念，已经无法概括所有纪实类文学作品的全部，需要有所突破其局限，故以‘纪实文学’概念来容纳进更为宽泛的内容——我们不妨套用国际通行的‘非虚构’概念，把‘纪实文学’确定作为纪实类文学作品的总称，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特殊历史地位的报告文学，则是其中的一大构成部分。对于报告文学，应始终强调其最初由新闻特写演变而来的特性，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突出其‘文学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②这段言说基于报告文学文体泛化的事实，以为需要突破报告文学现有概念的局限。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其主要价值在于提示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膨胀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将以“纪实文学”取消“报告文学”视为“突破”，这并不合适。因为“纪实文学”之“纪实”，其“实”并不完全是“非虚构”所表示的“实”的意义。如“纪实小说”可以归为纪实文学体类，但显然它所写不是尽然非虚构的。 纪实文学不是一个具体的文体指称，而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文类范畴，将它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并置而称，可能是非逻辑的。在我看来，突破报告文学现有概念的局限，首先应该回到报告文学概念本身。如上所引中指出：“对于报告文学，应始终强调其最初由新闻特写演变而来的特性，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关系。”“报告”所意味的一是非虚构的，客观实有的，二是时新的，现实中最新发生、发现的。非虚构性和新闻性构成了“报告”内质的规定性。但是“新闻”所表示的“新近发现”的这一诠释，给了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在题材选择的时间维度上留下空间，为报告文学的进入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学理逻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出的《海葬》(钱刚)、《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等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史志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材料，而且对历史也作出不少新的解释。像《海葬》的结构方式和主题取向，构成了典型的历史与现实有意味对话的叙述模式，显示出优秀的史志报告文学对于复式叙事的追求。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是可以进入历史的。我们不必因为这样的进入而置换报告文学文体的称名。报告文学的概念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文体，随着文体自身的演进和时代的变化，它应该也必然会注入新的义项。但是报告文学的历史进入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关于新闻的解释中，主要是指新近发生的，其次才是指新近发现的。因此无论是从文体功能的基本设置，还是从文体的现实之需，报告文学都应该摆脱历史叙事的诱惑，回到现实的大地，发挥它作为时代文体的独特作用。 历史叙事对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有着一种真实的诱惑。这种诱惑当然与历史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质有关，但根本上还是由报告文学写作存在的一些独特性所生成的。应该说，在诸种文字的写作中，报告文学，特别是长篇报告文学写作的成本可能是最大的(当然那种“经营性报告文学”有可能是利益最大化的)。依赖于大量采访的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要有强健的体能支撑，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首先应该是一种行走的文字，需要进行田野作业。即便是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也不能缺失采访这样的关键环节。采访不仅可以获取关于对象的第一手材料，进入对象存在现场，而且也是主客交遇感应，产生真切生命感受的基本前提。但是现在一些历史非虚构写作，删除了必要的采访、寻访环节，从资料到资料，成为一种缺乏历史现场感和生命体温书斋文字。历史写作的诱惑还来自于它可以规避现实报告的一些风险。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样式”，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非虚构本身，自觉或不自觉的“失实”有时会给作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一独特文体对现实深度的介入，因为这样的介入会影响当事方的某些利益。而相对而言，历史题材的写作这样的风险会少一些，小得多。因此，报告文学的历史化，差不多就是报告文学作者的一种“隐士”行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境况，我们需要倡导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事实上不少报刊和作家也为此作出了努力。《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专栏“现实中国”成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高端品牌，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一些前沿题材的即时性报告，创构了这一栏目的重要特色。二○一○年就刊发了《一个民办基础教育家的“另类教育”》、《组织部长》、《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中国式拆迁》、《揭开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等取材于现实人事的重要作品。《中国作家·纪实》则推出了《小岗之子》、《中国维和英雄》、《王家岭的诉说》、《起航，信义之船》、《西风烈：崛起的鄂尔多斯》等或讴歌现实英模先进、赞美崇高人性、叙写区域发展，或揭露现实问题的题材重大的作品。此外，去年创刊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和香港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华夏纪实》也都致力于报告当下中国的进程和人物事件等的存在。二○○五年创刊的《华夏纪实》坚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生”，并且重视发表反映现实生活中人物事迹与心路的报告文学，如《感恩——记客家“山歌皇后”郑钢坚》、《霍东龄“四重奏”》、《宝石人生》等。一些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在二○一○年注意从当前选题取材，何建明在《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发表了两篇报告重大先进典型的人物报告文学《让总书记感动的人》和《天堂创造者》。写作过《木棉花开》的李春雷除了发表多篇关于玉树抗震救灾的报告文学外，还分别在《中国作家》和《光明日报》发表了《鄂尔多斯高原》和《黄粱美梦》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