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6-0093-06 浏览近二十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福柯成了西方当代哲学家在引文中出现几率最高的一位，他的《知识考古学》则是参考文献中出现最频繁的专著之一，①权力、阴谋、宰制、规训、话语、谱系、知识考古等等诸多福柯式的专属词语，几致泛滥的地步。在一次访谈中，陈平原抱怨道：“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1](P132)这一批评的公允度暂且不论，在陈平原所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要想完全避开话语权力理论以及以福柯学说为支柱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理论等，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新世纪以来，虽然“理论热”有消退之势，但“福柯”仍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存在。可以说，以福柯的“知识考古”为代表的话语权力理论已经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了“范式”②转换，“知识考古学”也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认识性装置”。[2](P12) 一、反溯起源：现代文学研究的众声喧哗 “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即arkhaio(古)和logia(理论)构成，即关于古的理论。它不是对历史的考古，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历史，而是对知识的考古，是一种话语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在福柯看来，我们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知识考古学“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3](P3)“知识考古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4](P47)它对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冲击首先就是质疑现代文学的起源。 “从五四谈起”已成为现代文学界的共识与叙述范式，甚至被强化成中国“现代”的开端。对此冲击最有影响、最为著名的当属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③。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通过对四种主要的晚清小说——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小说的分析，他指出晚清小说已预告了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的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但在五四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并非出自于“五四”，而是源于晚清。[5](P10-16) 把新文学的起点往前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不是王德威的自言自语，而几乎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前有80年代中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1895年，中有谢冕等“百年中国文学”的1898年，后有范伯群通俗文学《海上花列传》的1892年，另外还有1895、1907、鸦片战争、20世纪初等等，2009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的争论，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④将新文学的起点不断地往前移，这反映了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时间太短一直是现代文学界难言的“心病”，现在把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放进来，现代文学界的疆域就大了整整两倍。其实，三十年代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主张新文学应该“从晚明谈起”，将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追认为新文学的前驱。这些不断将现代文学起点前推的理论动力，乃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学者们“在中国发现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向上拉长四五百年，追溯到了宋代，从而发现了“多种现代性”、“非西方的现代性”，质疑“五四”起源说。⑤ 学界之所以一定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划分出“古代”与“现代”的界线，确定鲜明的起点，是因为“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6]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分期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7](P416) 如果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作寻找起点的努力，则误解了他的良苦用心。“我并不自高身份以批评他人，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重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他处。一旦如此，就会又落入五四及其从人所报持的‘强势’现代迷思的陷阱里去。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其实这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当作家及批评家回顾其文学传承及自己的写作时，被上流文学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试图拼凑已无可人记得蛛丝马迹；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形成。”[8](P126)他不是“从晚清谈起”，也不从任何时候“谈起”。因为“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5](P125)他是把对中国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人们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的“现代”的方式，这完全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