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界近百年的纠结，尤其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60余年来，我们的教科书独尊新文学起点为五四之说。虽然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但是鲜有进入教科书序列之例，直到最近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才正式在教科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推至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创举。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段从三十年上推至五十年，其中可以发掘出的值得研究的文学史内容可谓难以计数。但是，我以为，即便是如此的创新也不能改变我们持续近百年来对文学史断代起点的一些偏见。 对文学史边界不同的划分，其背后一定会隐藏着巨大而深邃的学术和学理内涵，一定有充分的理论支持。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而唯独是在新旧文学的断代分期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意见，现在应该是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董乃斌先生认为：“有各种断代法，或按王朝更替，或按公元整切，均曾有人尝试，各有利弊。有的方法已约定俗成，形成惯性，如古代文学史中按王朝断代(如唐、宋、明、清)或几个王朝连写(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之类)的做法。这种方法用得久了，暴露出种种不足，受到许多非难，然而又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方便之处，一时还难以全盘否定，至于彻底抛弃，恐怕更不可能。”“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又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习惯分法，但争议更大：最根本而经常发生的是各段与下一段的分界问题。古代到何时为止？近代之首理应紧接古代之尾，倘古代止于何时不明，则近代的起点又如何确定？事实上，这里正是观点各异，或云止于清亡(1911)，或云应止于鸦片战争爆发(清道光二十年，1840)，亦有说应止于晚明至明中叶者，说法很多，各有理由，很难归于统一，也很难说谁是谁非。”①我同意董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约定俗成的断代方法，但是，却不同意他和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将“古代”和“现代”之间嵌入一个所谓的“近代”的楔子。杨联芬先生也认为：几十年来“为突出并促使‘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中国现代文学最终被固定为以五四为起点，而晚清则作为古典文学的尾声、现代文学的背景，长期以来以‘近代文学’的身份，处于被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悬空’的孤立研究状态。”②的确，应该给这段历史一个说法了。我认为，晚清应该归入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它的下限不应该止于五四，而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 我以为，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抑或是文学史，只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之分。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终结(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国体与政体的诞生(1912年1月1日)，成为中国历史上将“古代”与“现代”断然切开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断代——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国体和政体告别。因而，从此断开，既合乎中国历史(包括文学史)切分法的惯例，同时又照应了中国文学史“现代性”演变的史实内涵。 迄今为止，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就有着多种不同的切分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919说”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正统切分法，此说已经哺育了几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成为延时最长，至今仍然在教科书中使用的断代说；“1917说”显然是以“文学革命”为发轫，虽然连许多五四时期的学者也都认同这种从形式主义开始的“文学革命”的说法，但是，随着三十年代以后“拉普”文学思潮进入中国文坛，它也就暗含了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的接受，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说表面上似乎是遵循了文学的内在规律，然而骨子里却更多地暗合了左倾的文化和文学思潮，仔细考察三十年代以来左倾文艺理论的接受史就可证明；“1915说”是以《新青年》杂志诞生来划界的，它对一个杂志作用的夸张与放大可见一般，但这毕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划分；“1900说”是近年来的一种新切割法，这种世纪之交切分虽简单明了，但终究不能解决历史环链中尚还紧紧相连着的许多东西；“1898说”是强调“戊戌变法”的“现代性”，它力图将改良主义的历史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提前到这个时间的节点上，看似有很充分的理论依据，但却并没有在国体和政体上撼动封建体制的根基，因此，即使有再多的理由，它在巨大的历史变迁的环节中只是一段前奏曲，以此作为断代显得有些牵强；“1892说”是以《海上花列传》的发表为界，范伯群先生在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阐明，通俗文学此时已经具备了现代启蒙意识。此说甚有道理。从文学的本体进行考察，不管它是什么样式和内涵的文学，其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从文学史、乃至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关联性上考查，可能就缺乏更多的理论支持了。现在，严家炎先生也在纯文学史的教材中沿此说法，并且找出了更多的论据，也是令人欣喜的。毕竟，他们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僵死格局打破了，还文学史研究一个多元的格局，因此，我才敢于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