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告别了以往的“峻急”，越来越步入“常规化”、“学院化”。这个不再年轻的学科已经有相对稳定的核心问题，积累了多样的研究模式和理路，形成了自身的学科品质和传统。现代文学研究不再甘心为现实功利所左右，也不情愿再充当形形色色理论方法的实验场，它成熟了。新人的不断加入总会呈现某些新貌，但看不到特别明显的“热点”和“潮流”，总的态势是平稳的。 不过细加体察，发现这“平稳”的海平面下，隐藏着某些困扰与迷惑的湍流，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难于逾越的难题，也孕育着新的变化。 一、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历史，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与现实保持着血肉的关联。在政治化的年代里，这种研究所以能成为“显学”，它的动力来自现实的召唤。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每一波浪潮的掀起，都总是拍打着现代文学的堤岸，催迫文学史家不断去追溯历史原点，梳理解析百年来的“革命传统”，为共和国的“修史”做注脚。这种历史的设定，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现今的情况大变，人们告别了革命，也告别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归学术“正途”。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这种躲避现实风云回归学术的渴求是那样普遍。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命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呼唤“学术规范”，其实都是这种焦灼渴望的结果。 现在我们又遭遇另一种“结果”：呼唤“回归学术”的回声尚未消歇，学者们又陷入另一尴尬。市场化这个“幽灵”在中国游荡，毫无疑问它已经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新机，也给学术界包括人文学界带来了某些新动力，但是原先想象不到的巨大压力也结伴而来。拜金主义的流行，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以及浮躁的学风，学界中人都无不感同身受。和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的物质条件已大有改善，所处的学术生态却失衡了，从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 更让人忧虑的，还有学科碰到的一些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难题。近几年社会上和文化学术界许多大的“潮动”，都在向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声质询：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褊狭”，等等。所有这些质疑都由来已久，而这几年因社会历史观的解构、松动与“平面化”，重新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对“新传统”是蔑视抑或维护，其异见日趋对立。虽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进入学术领域，而只以社会言论的方式存在于媒体、网络等空间，但由此形成的流行价值观却影响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文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学定位、“边界”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困扰。 面对这种情势，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不那么明显(其实也应当是有的)，现代文学则是“本性”要求。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面对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以及这个研究领域如何保持活力的问题。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离不开对当下的“发言”，也离不开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 学者们越来越强烈希望能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 2007年前后，王富仁先后发表《“新国学”论纲》、《“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文，阐述他希望将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纳入“国学”范畴，构建一种“新国学”的设想①。这显然是在应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国学热”，顺便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寻找新路。“新国学”概念的提出只在圈子里引发了一些讨论②。其实，是否有必要采用“新国学”这样一个争议性的名称暂且不论，同行们真正关心的是在传统建构中，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将被置于何种位置，特别是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小传统”与整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关，我这几年提出梳理现代文学“新传统”的思路，同样也是为了回应现实的挑战。我和友人合作写了《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这本书，特别提出：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下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参与价值重建。③ 现代文学所构成的“新传统”虽然不像古代文学的“大传统”那样深厚、稳定，但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并且发挥着切实的规范性影响。那些无视或轻视现代文学传统的人们，容易把传统看成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他们确定传统时只用一把尺子，量来量去都找不到完全符合的，于是就产生虚无主义，拒绝并走出历史。其实，传统是由历史酝酿的。过去发生的无数大小事物，共同构成了历史，后人是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现场去接触历史本身的，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去想象和建构历史。所以，作为历史产儿的传统，也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叙述’来想象、提炼与建构。不过这是活着的历史，它对我们的生活仍然发挥着规范和支配的作用。现代文学传统不是完整的、固定的、同质性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要看到它延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传统，力图寻找它的‘变体链’，包括它的形成、生长、传播，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选择、阐释、提炼、释放、发挥、塑造，等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