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由异域发现中国，经由先锋发现民间 将近十年前，我在与朋友以莫言为例讨论“文学中的民间精神”时说：“从民间的角度解读莫言不是唯一的角度，却可能是最切中要害的一个角度。”②十年来，莫言的创作迭有发展，这一判断却并没有过时。不过今天回顾莫言的整个创作，我们发现，民间因素在莫言作品中的敞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中间的关键，是借径于当时引介的异域现代主义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当时中国的探索文学思潮的刺激，发现莫言自己独特的来历与独有的世界。 莫言创作标志性的改变发生在1985年。此前他的尝试性写作，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譬如民间性因素的尝试性萌发)，但总体上尚不脱当时文坛的基本格调。1985年，莫言的创作发生彻底转变，先是发表实验性的文本《透明的红萝卜》，继而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草鞋窨子》等作品中，一个活生生的民间世界初步跃出水面。1986年，他在《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著名的《红高粱》，兹后接续写出后来汇为《红高粱家族》的系列小说，莫言迅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面貌的作家，并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贡献出一系列的重要作品，成熟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1985年当然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影响延续至今。从历史上看，“先锋文学”潮流，相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对中国当代写作的影响和启发，这一影响与启发的作用是巨大的。考虑到中国文学在当时借之获得的语言实验、叙事革命以及相关的对既定世界图景的突破，说是革命性的也不为过。“寻根文学”思潮，当时虽冠以“文化寻根”的名号，实际上在当时除阿城对传统文化的核心智慧有所体会之外，更多的作家关注的其实是经由底层民间经验而来的本土民俗性因素的发掘。莫言并未自外于这两条在当时充满活力的文学路线，他的创作中这两种因素互相交织，但也各有偏重，形成两个系列。《透明的红萝卜》、《红蝗》及由之发展出的《食草家族》，更加接近探索性的先锋文学思路。《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草鞋窨子》等作品，则更为偏重于本土民间经验的呈现与表达。当时乃至事后，都有评论家把莫言当时的写作放到“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的框架中进行探讨，但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个框架对于莫言来说都太小，远不足以容纳其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从今天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文学潮流对莫言最大的影响，是促使他有了独特的觉醒、解放与发现。换句话说，文学影响与时代潮流的刺激，导致的不是使他模仿与发现别人，而是发现自己——自己的来历与自己独有的世界。在这之后，莫言之为莫言的独到与不可替代之处，才真正站立了起来。它提供的能量，支撑莫言的写作持续至今，仍未见有衰歇之势。而对自己的独特之处，莫言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自觉。以外来影响而言，莫言从未否认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他的巨大影响，但他没有简单地摹仿这些作家。他曾经这样说过：“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世界的看法。”譬如福克纳，他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③这与马尔克斯当年从卡夫卡那里受到的启发简直如出一辙。马尔克斯也是在十七岁时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发现小说“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④兹后拉丁美洲的经验、记忆和感觉、想象方式源源不断地涌到马尔克斯笔下，成就了一代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大师。事实上，从影响的角度看，从先辈作家那里获得启发乃至解放的作用，要远比直接的摹仿高明几个层次。回头来看莫言，如果说他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的话，他其实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启发、一种胆量，从而自由地解放自己的感觉、体验、想象乃至语言和叙述，而尤为重要的，则是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所从来、自己也一直生活于其间的活生生的民间世界。可以说，世界文学的启发给莫言的写作打开了一道闸门，使得民间的生活经验与生命气息在他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动起来。 文学影响与时代潮流的刺激，导致的不是使他模仿与发现别人，而是发现自己——自己的来历与自己独有的世界 文学史上曾经有很多作家有过类似的发现自己的经验，譬如沈从文，也是在早期杂乱无章的摸索之后，发现故乡才是自己永远抒写不完并进一步思考、成长的基地，此后的写作方呈现出独特的面目。⑤若与前辈作家的类似经验相比，莫言一辈作家的独特之处，是这一发现经由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中国成为先锋作家最主要的借鉴对象)的刺激。这一借径有利有弊，好的一方面是带来了语言、感觉、叙述、观念及世界图景的全方位解放，坏的一面是刻意借鉴而来的尖锐、怪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形式，无论如何还是有种种束缚作用。坏的方面后面再谈，先谈前一方面。对莫言来说，这一觉醒、解放与发现的最大作用，乃是经由这一刺激，让他发现了自己生存的、被此前种种叙述遮蔽着的中国，经由貌似高蹈的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发现了自己所从来、自己也一直置身其间的民间世界。如果说在感觉与叙述方面，莫言与一代青年写作者共享了这一解放作用，他笔下那个不受任何现成框架羁绊的鲜活的民间世界，在当时却是独此一家。任何熟读《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尤其是《草鞋窨子》、《飞艇》、《苍蝇·门牙》、《红高粱》等小说的读者可能都不会忘记最初看到这些小说时的激动。这里面没有了前一个时期中国小说写民间世界时的迂腐、冬烘与矫情，更没有此前被种种条条框框束缚着的紧身衣，一切都是那么舒展、随意、放肆、有声有色，伴随着感觉、叙述与观念的解放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民间实感世界的解放。时至今日，莫言在这一方面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其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大致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文学中的“民间”问题就成为文坛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莫言也常常被当作其中的一个典型来讨论。⑥如果不纠缠于过多琐细的争辩，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其实可能在于：民间到底为文学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很清楚，首先就是不可替代的“实感经验”。中国新文学自萌发以来，域外观念、文化、文学的刺激始终超过对本身经验的忠实。这种刺激即使到现在，也是我们文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但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种新的创造的新文学，一开始并没有与民间生活、民间大地建立有效的联系。与生活世界中断联系，这种缺失是致命的，观念的移植很容易，背后的实感却很难从别人那里借取——而这种实感，才是文学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