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出版以后，因为其表层的“道德状况”而招致了许多的指摘与诟病。这使得余华自90年代以来在国内读者中积攒下的美名，以及作为先锋作家的某种神秘感被“祛魅”了，失望之声哗然一片。的确，这部小说在某些细节上的疏漏或“不真实”可以商榷，然而这一例子犹如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所面临的指斥，人们对它外表的“污秽”和“粗陋”情趣的批评，并没有深入到小说的寓意以及美学上的考虑，做出有针对性的讨论，致使一个很好的批评例证搁浅了。人们并没有根据时代的敏感变化，对它更大的符号意义做出有效的解释。其结果是，在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废都》所预言的一切——当代文化的溃败，知识分子精神的集体性堕落——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变成了现实。过上多少年以后，后世的人们再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的话，很可能会把《废都》当成一个全息的活例，犹如我们从《金瓶梅》一类小说来观察晚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样。那时《废都》将重新复活，成为一部在思想上具有丰富载力、在美学上也熠熠闪光的作品。 假如是那样的话，这便是当代批评家的耻辱了——当然，多年以后《废都》也仍有可能是一部了无趣味的小说，那就最终证明了作家的粗鄙和批评家的高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部作品水准的高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因为一部作品的道德境界不是取决于它表层的格调，而是取决于它的故事与人物命运中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力量。换言之，作家是否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现给读者以说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拷问。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道德力量的获得，不只是因为其小说叙事中的道德洁癖和作家突出前台的夸夸其谈，更是因为它对人性与灵魂的深入挖掘与自我审判；同时，拉伯雷的小说也不会因为大量使用了戏谑的和“下半身”的语言，而丧失了其讽喻力量与道德价值；即使是《金瓶梅》，也不会因为露骨的性描写以及夸诞的欲望叙事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注重表面美善的欣赏趣味，对现代艺术而言并不总是合适和有效的，因为成熟的艺术总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类社会的困境，以及人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书写出它令人惊骇和恐惧的黑暗部分。这一切就像波德莱尔、卡夫卡、萨特和加缪们所揭示的一样。从这个意义上，《兄弟》或许会和《废都》一样，在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声中渐渐“成长”，成为对当代历史有所担承和批判的作品，成为从另一面介入精神命题、并且生发出道德力量的作品。 还有一点，长久以来批评家们过多地谈到了余华小说中的某些“主题性”的元素，比如“苦难”、“救赎”、“死亡”、“暴力”、“狂欢”等等，但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余华来说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其他作家那里也同样存在。因此，要想使谈论有效，必须以“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的独有的特质和属性为话题——而这些东西确实存在，只是我们未加仔细甄别。同时，这也正是“余华不仅仅是余华”，而成为了“一个小说诗学的样本或范本”的原因。只有谈及了这些东西，我们的谈论才能与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和价值相匹配。将近十年前，笔者曾试图寻找这种特殊性，并以“文学的减法”①为题，就其“形式感”与形而上学意义的生成、其叙述的辩证法——即“极简叙事”中的意义增值等问题进行过探讨，此文有幸获得过一些同行的回应与认可。这里，笔者试图循着同样的思路再谈谈另外的几个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极简”的效用与形式的生成 “极简主义”的叙事在历史上并不乏例证，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大都具有简练或简短的特征，如六朝志怪、唐传奇和明清笔记，都可归于“极简叙事”的范畴，因为这种简练，这些小说具有了显在的“寓言”性质。另一种“话本”白话小说虽然在篇幅上较长，但在内容和风格上则具有另一种简练—明白易懂、训诫意味浓厚、内容故事有“套路化”的倾向。在当代的外国小说中，卡夫卡式的、博尔赫斯式的写法，都有一种形式上的简练，而另一种则是卡佛式的内容和风格上的平易与朴素，一种“通体的极简主义”——用卡佛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②极简化带来的叙事效果至少有两个，即形式感与寓言性。毫无疑问，“寓言”在叙事上是简单的，而“简单”之能够成为一个艺术范畴的基础，是富有形式意味，否则简单便成了浅薄。鲁迅小说的叙事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叙事相比是“简单”的，从笔法到情节都至为简练和透明，甚至充满“重复”的细节，但恰恰是因为这种风格，他获得了鲜明的形式感与戏剧性，以及深远的寓言意味。 显然，早期的余华就显示了对于极简性叙事的迷恋，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便是一个例证。与鲁迅早年的小说一样，余华善于在极短的篇幅中完成对于故事的演绎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呈现，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余华是把重心放到了对于人物无意识世界的细节与景象的发现与营造上。当然鲁迅也这样做过，在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肥皂》诸篇中也有相当活跃的无意识活动，但余华则几乎是将无意识活动作为了主导性的内容来表现。同时，他还致力于将故事的背景简化和删削，这使他的作品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体验，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难度”甚至“晦涩”。但这难度和晦涩恰恰与他的极简追求有关。在《死亡叙述》、《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等经典性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叙述的极其简化和简短，不是使这些作品变得单薄和浅白，而是使它们变得更加抽象和难懂了，这几乎成了早期余华的一个偏执的嗜好。 以《现实一种》为例，这个小说的所讲述的，是在一个家庭里发生的“连环谋杀”的故事，起因则是阴郁的气氛与家庭环境诱发了男孩原始的人性之恶。五岁的皮皮虐待并“无意识”地摔死了叔叔家的婴儿，这是《圣经》故事里著名的“该隐杀约伯”的兄弟相残故事的延伸(这个故事与《兄弟》中手足相残的故事也可以说同出于一个原型)；之后，叔叔山峰在妻子的怂恿之下愤怒地踢死了侄子皮皮；而皮皮的父亲山岗则在妻子的怂恿下，用了一个计谋兵不血刃地杀了弟弟山峰(他将山峰诱绑在树上，让一只小狗不断地舔舐其脚心使其大笑不止，最终气尽力绝而死)；而后，山峰的妻子又将山岗告发，山岗以谋杀罪被处以极刑，而山峰的妻子又冒充山岗的妻子将他的尸体捐献了出去。山岗的身体被大卸八块，分别归了医院、研究所和博物馆，他的几个重要器官分别被移植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小说最终交代，最成功的一个移植手术，是让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了睾丸的青年，在结婚一年之后使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小说的故事有“极度完整”、一定要“把故事进行到底”的戏谑倾向，通过人物之间一个戏剧性的传递关系，完成了一个连环谋杀的叙事。显然，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残酷的家庭，余华只是极尽能事地描写出了“人性之恶”的某种“可怕的可能”——在人性深处的黑暗里，在无意识的世界里，这样的残杀可能时常会发生。因此他将小说命名为“现实一种”，这是“无数的现实可能性中的一种”，它的启示性和寓言性因此而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