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亦报》，意外发现张爱玲的一篇佚文：《年画风格的〈太平春〉》(以下简称《年》)，署名“梁京”，发表在《亦报》1950年6月23日第3版。兹辑录如下，以飨“张迷”和研究者，对于“还原”一个立体的张爱玲，也将大有裨益。 我去看《太平春》观众是几乎一句一彩。老太太们不时地嘴里“啧啧啧”地说“可怜可怜”。花轿中途掉包，轿门一开，新娘惊喜交集，和她的爱人四目直视，有些女性观众就忍不住轻声催促：“还不快点！”他们逃到小船上，又有个女人喃喃说：“快点划！快点划！”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大概他平常骂骂咧咧惯了的，看到快心之处，狂笑着连呼“操那娘”！老裁缝最后经过一番内心冲突，把反动派托他保管的财产交了出来，我又听见一个人说：“搞通了！搞通了！”末了一场，老裁缝在城隍庙看社戏喝彩，我从电影院看戏出来，已经走过两条马路了，还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忘情地学那老裁缝大声叫好。又听见一个穿蓝布解放装的人在那里批评：“这样教育性的题材，能够处理得这样风趣，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与群众的心情这样合拍，真痛快极了，完全淹没在头两千人的泪与笑的洪流里。有一场气氛非常柔艳的戏，是小裁缝要写封家信，报告他将要结婚的消息。因为他不识字，这封信是由他的未婚妻代笔的。正在油灯下写信读信，忽然“有吏夜捉人”，砰砰敲起门来了，裁缝店的铺板门剧烈地震动着，那半截玻璃上映着他们俩的惊恐的面影，也跟着动荡。我看到这里，虽然是坐在那样拥挤而炎热的戏院里，只觉得寒森森的一股冷气，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上。 这一类的恶霸强占民女的题材，本来很普通，它是有无数的民间故事作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调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它的真实性与亲切感。那浓厚的小城空气，轿行门口贴着“文明空气，新法贳器”的对联……那花轿的行列，以及城隍庙演社戏的沧桑…… 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桑弧写的一篇《关于〈太平春〉》，里面有这样两句：“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艳的统一。”《太平春》确是使人联想到年画，那种大红大紫的画面与健旺的气息。 我们中国的国画久已和现实脱节了，怎样和实生活取得联系，而仍旧能够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这问题好像一直无法解决。现在的年画终于打出一条路子来了。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文章将近900字，这在《亦报》可就是长文了。熟悉该报的读者都知道，《亦报》上的文章多半在四五百字之间。 “梁京”为张爱玲1949年后离沪赴港前的化名，就专业读者和“张迷”而言，已属ABC之类，毋需赘言。需要提醒的是，那段时期，张爱玲并非只在发表文章时才用“梁京”一名。1950年7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登出《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①上的“梁京”；1952年持香港大学复学通知书出境去国的“梁京”，以及在《亦报》写连载小说的知名作家“梁京”，都是同一个人。笔者视“梁京”为张爱玲之化名而区别于笔名，原因在此。 或许有读者会问，何以见得《亦报》上发表电影评论的“梁京”和写小说的“梁京”就是同一个人？谁能保证没有同名、重名的可能。略述背景，可知《亦报》上写文章的“梁京”，就此一人而已。 1950年3月21日《亦报》第3版登出广告：“名家小说，日内起刊，梁京作：《十八春》。”“梁京”一名见于《亦报》，此为首次。广告连载4天。其间略有变动，23日那天，改“日内”为“后日”，24日又改为“明日”，这天的报纸还在第3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叔红”的文章——《推荐梁京的小说》，全文如下： 一向喜欢读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中，却没有看见他写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意念，也许他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跋涉山路的人，他是需要在半山的凉亭里歇一歇脚，喝一口水，在石条凳上躺一会。一方面可以整顿疲惫的身心，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回顾和思索的机会。 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暗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分穠丽了。这虽然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在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梁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并且为此苦恼着。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 我虔诚地向《亦报》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② 言辞之中满含殷殷之情，显然出自知根知底的朋友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