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6-0191-05 废名在文学史上主要以小说见名，他的《竹林的故事》、《枣》、《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他的诗歌在一般文学史教材上则没有被书写。但我认为，废名的新诗和他的小说一样独具价值，特别是在艺术探索上，他试图开辟一条新路，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文将总结他在诗歌领域的成就，重新审视他的新诗研究，并结合其新诗观来探讨他新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在诗歌领域，废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绩。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包括《诗经》研究、杜甫研究，有著作三种，分别是：《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甫论》、《杜甫的诗》。另有一些单篇论文和随笔。写作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评价废名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成就，非笔者所长，也非本文的主旨，所以不展开论述。 二是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研究上有《新民歌讲稿》一书，另有《关于新民歌：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文炳委员的发言(提纲)》一文。创作上有《歌颂篇三百首》，另有《五九年“七一”作抒情诗二首》。时间为1958年到1959年。某种意义上，不论是新民歌研究还是新民歌创作都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1958年开始的中国诗歌“新民歌运动”的产物。本质上，“新民歌”也属于新诗，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新诗，但“新民歌运动”中的新民歌具有特定的含义。“新民歌运动”本质上是毛泽东发起的，所以“新民歌”的概念也是以毛泽东的说法为准，而在毛泽东这里，“民歌”与“新诗”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所以“新民歌”不是“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个分支，而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的一种诗体，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新民歌)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343-344“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2]410正是因为如此，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在废名这里具有独立性，所以本文讲废名的新诗不包括他的新民歌。 但需要说明的是，废名的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虽然由于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背景中而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理论上，新民歌属于新诗的范畴，事实上也与新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本文虽然不详细研究废名的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但它始终是废名新诗研究和新诗创作的一种比照和参考。 三是新诗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研究主要成绩是出版专著《谈新诗》(又名《新诗讲义》)，另有《谈谈新诗》、《新诗答问》、《诗及信》等零星文章。废名的诗歌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孙玉石先生这样评价废名的诗歌研究：“他讲解自己的诗显示出由于诗人‘自自’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理论优势。他以诗人与批评家结合的眼光，把握一首诗传达情绪的精髓，抓住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不将诗阐释得过分死板黏滞而限制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在解释程度上不要求绝对的清晰，自觉追求一种含而不露的朦胧。他的‘不求甚解’的解诗特点，能带读者进入诗的文本世界，也余下较多的遐想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体味。”[3]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而精到的评价，道出了废名在新诗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 但废名更重要的新诗成就则是他的新诗创作，根据王风编《废名集》，计94首。其中1922-1930年11首，1931年57首，1932-1948年23首，1957-1958年3首。1957-1958年这3首诗在形式上是新诗，但内容上却深受“新民歌”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发表在1958年1月1日《长春日报》上的《迎新词》是这样写的： 我过去的本领都有用， 因为我今天能够参加劳动。 我过去的本领都有用， 因为我今天能够懂得歌颂—— 歌颂中国共产党， 民族英雄，时代先锋！ 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觉悟太迟了， 直到1958年新年，我对工农兵才有浓厚感情， 把歌颂共产党当作我五十七岁以后的光荣， 争取新诗三百首成功。 这是典型的“节日体”。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表达方式还是审美效果，我们都很难把它和废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不再是思想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差距问题，而可以说是两种完全对立或者相反的诗歌。 过去有人曾提出“何其芳现象”，认为何其芳后来“思想进步，艺术退步”[4]。废名的极度反差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现代时期的废名强调诗的自然“天成”，批评旧体诗的“情生文与文生情”，而当代时期的废名则可以说是为“思想”和“观念”写作：“读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就觉得我要写一首诗。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觉得要写一首诗。读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人人都要节约棉布》也赶忙记下来要写一首诗。”[5]3326所以有了“我没有故乡之思，/我没有家庭之念”、“我知道我决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不依靠共产党员”[6]3319这样的诗句。现代时期废名最欣赏郭沫若的《夕暮》，认为它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成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7]1822。而当代时期废名则改欣赏“新民歌”。“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当心脑瓜子！”[8]2804废名的评价是：“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超过了古代的《诗经》，超过了李白、杜甫。”[8]2806其评价之高让人瞠目。现代时期，连徐志摩、李金发的诗都不放在眼里，当代时期则欣赏那些无名民歌诗人。现代时期，对于自己的诗，虽然表面上谦虚，实际上非常自我欣赏，《谈新诗》一共讲到10多位诗人，其中就把自己列为一章，在具体评价上几乎是把他自己和郭沫若相提并论，“我的诗也因为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了。这是天下为公的话”[7]1822。“我的诗太没有世间的色与香了，这是世人说它难懂之故。若就诗的完全性说，任何人的诗都不及它”[7]1822。要知道，“完全”可是废名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在“完全”性上，废名认为他的诗和郭沫若的《夕暮》一样，而比卞之琳、林庚、冯至都要高，这可以说是极度自负的。但当代时期，他对从前诗歌的自我评价是：“我凭我的良心认为它毫无价值。到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我更有觉悟，我曾明白地向林庚说，我过去喜欢的东西，包括自己写的在内，都是主观的，非现实主义的。”[5]3324每个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但像废名这样前后完全判若两人，各方面都表现出矛盾和对立，两种创作风格和两诗观水火不容、完全不能统一到一起，这在整个新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所以下文所谈论的废名的新诗，特指废名现代时期的新诗，而不包括1957-1958年这3首以及《歌颂篇三百首》，当代时期废名的新诗观念也不再作为这种谈论的根据，而仅仅作为一种比照和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