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热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除了晚清文学呈现的更多元更丰富的可能性，作为学术史家与思想家的五四学人与清学传统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关于鲁迅与清儒师承的关系，蔡元培、陈平原等均有精彩的论述①，可以说，辑录校勘古书和进行学术著述是鲁迅继承清学的主要方式，只是醉心于钞古书的鲁迅与杂文中不遗余力反礼教的鲁迅多少有点不协调。周作人的学术兴趣与其兄多有类似之处，毕竟他们从小深受浙东文化的影响，成年后又共同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两人看书择书都采取非正宗的别择法，关注正史以外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对小学、金石的兴趣更多有叠合。他们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试图以古奥的语言磨砺民族的精神，不用说是受到了章太炎以复古为革命的文字观的影响。他们都热心于乡邦文献的辑集，鲁迅辑录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尽管周作人谦虚地说自己仅仅是“查书的时候我也帮过一点忙”②，但他多年来也一直对乡贤著作孜孜寻访，并在散文中对越中风土的流风余韵一再追忆。 但细细辨择，周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取舍仍有差异，除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很少进行专门的学术著述，因此清理他的学术思路只能从大量散文尤其是文抄公时期的文章中去辨认。不仅对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化的研究后人难及，他对清学传统独特的吸纳也颇有意味。章太炎对小学和史学的看重直接影响了周作人的学术视野和兴趣，而周作人的原始儒家观念更得益于戴震以降的新理学，“文抄公”式的行文方式多少得益于清学的考据文章及笔记著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周作人退居书斋，更自觉地对学术传统进行辨择和清理，从中分疏出一些他认为于世道人心有用的理路。周作人将学术—文章—思想融为一体，并有意识而又有系统地把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范畴，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来使之脱胎换骨。③不过，他复活的并不是清学的正宗，而是已经在进行着自我更新并具有新的生长点的晚清学术。笔者并不打算完整勾勒周作人的学术脉络，我们拟探究的是，周作人在新学眼光的参照下，如何发掘传统学术尤其是清学传统中哪些曾经被人忽视的因素。 名物学、生物学与格物之学 周作人回顾少时的阅读经验时谈到：“我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如《毛诗草木疏》及《广要》，《毛诗品物图考》，《尔雅音图》及郝氏《义疏》，汪曰桢《湖雅》，《本草纲目》，《野菜谱》，《花镜》，《百廿虫吟》等。”④上述书籍大多是周氏兄弟十几岁时在故乡绍兴接触到的读物，“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⑤。周作人这份独特的爱好始终未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宣告作为文士的他早已歇业，仅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草木虫鱼”系列成为其后散文创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文抄公”时期抄录并加以阐发的古书颇多涉及以上诸书。除了题材方面显见的承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学术兴趣和周作人的价值取向的关系，“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⑥。 名物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本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对《诗经》、《尔雅》和“三礼”等经传中出现的禽兽草木及其他物品的名称与用途进行对照考查，进而研究相关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可以说，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训诂学和考据学密不可分。按照青木正儿的说法，名物学经历了从名物之训诂到名物之考证的过程，从早期对语言文字进行简单的训诂发展到清代，考据学者们已经能够综合运用古物、本草、园艺、方志、诗文等多方面的知识梳理源流、辨明性状、考证风俗。⑦ 名物制度的考订是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以来汉学阵营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自顾炎武以来学者们从考证经史文献提到的名物入手，重建古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以此冲破宋明理学的束缚。经由对字义、制度、名物的考订，而知治乱之源，成为他们的一个共识。经学大师江永的《乡党图考》通过对经传中图谱、圣迹、朝聘、宫室、衣服、饮食、器、容貌、杂典九类制度名物的记录进行整理，对周代知识阶层的生活进行了深入阐发。其后戴震、程瑶田、焦循、俞樾等人的尝试表明，考证学开始把注意力从小学部分转向古代名物。经学考证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依存于风俗、礼乐之中的道德规范，而通过对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亦使经学与历史、社会的互动得以呈现。 对草木鸟兽虫鱼的兴趣贯穿周作人终身，他再三致敬于留心名物研究的经学大师，认为“对名物大有知识”是“思想明通气象阔大”的一个表现。“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⑧是他尤为欣赏的境界。他称赞朱舜水对“果蔬树竹，禽鸟鳞介各门”多有论述，“对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儒者”；⑨他认为谢墉的《食味杂咏》中对当地风物考证之多，“非贯彻经史苍雅博极群书者不能也”；⑩并特别标举孙仲容的《与友人论动物学书》，认为其“不但看出著者对于名物的兴趣，而且还有好些新意见，多为中国学者所未曾说过的。”(11) 名物学的主干是对《诗经》和《尔雅》的名物训诂研究。《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列举了学诗的七条益处，最后一条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于孔子的诗教，《诗经》的名物研究历来受到特别重视。后世出现了不少研究《诗经》名物的著作，被称为“多识之学”。周作人对《诗经》名物学的研究颇有心得：“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其次是毛诗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随后周作人细细辨析各家的源流：“明毛晋的《广要》，清赵佑的《校正》，焦循的《陆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罗振玉的《新校正》。……最喜欢焦氏的编法，各条校证列注书名，次序悉照《诗经》先后，似更有条理。”(12)郝兰皋的《尔雅义疏》亦是周作人格外欣赏的一部名物研究著作，他引用郝氏《晒书堂文集》的一段话说明喜爱的缘由：“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13)周作人关注到郝氏《尔雅义疏》的笺注与众不同，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并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不能见到。周作人认为世儒“笺注虫鱼之通病”即在于“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14)，缺乏客观的观察和记录。他特别看重来自于观察和经验的记录，他推崇的这一方法已经非常接近近代西方的生物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