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散文获得了长足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为：散文已从文学后台跃上前台，而原来占据主角的诗歌、小说等文类已风光不再。其中，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可谓挥刀跃马、势不可挡，而其信奉和追随者众，大有应者云集之致。对此，学界多有探讨，其成果也颇为丰富。不过，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散文的创作状况如何，其大势与优劣长短怎样，它的未来走向何如，学界则缺乏系统、细致和理性的研究与评估。可以说，与新世纪十年散文的纷纭变化相比，对它的研究是相当滞后的，不要说研究和理论的先导作用，就是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当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我们有必要总结和反思第一个十年的散文创作，更需要展望第二个甚至更长远的散文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更不至于迷失航向。 一、融通与创新：大文化散文的命运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散文热”与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直接相关。因此，我不同意将余秋雨散文完全否定甚至妖魔化的倾向。如汤溢泽称《文化苦旅》是“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王强直接用《文化的堕落：余秋雨的为文为人》这样的题目，并表示：余秋雨既无学问又无人品，就是散文创作包括他那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也是“沉沦”的标志。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两种思潮又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余秋雨先生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朱大可则认为：“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①这样的评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不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因为它们没有历史感、客观性、公正心，更缺乏同情之理解，也就不可能看到余秋雨散文的开创性价值和意义。平心而论，在余秋雨之前，尽管有鲁迅、林语堂、梁遇春等现代作家写过文化性较强的大散文，但像余秋雨这样将知识、文化、理性、情感融为一炉，且完全放开散文的手脚纵横驰骋者却是少见的。我认为，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是革命性的，具有完全“破体”的彻底解放的观念。如果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②那么，余秋雨的散文实践则进入完全自由的状态，从而打破了传统散文“狭小”的格局。 不过，我也不同意将余秋雨散文奉为经典甚至神明的做法，更反对亦步亦趋、拾其牙慧的盲目模仿者。事实上，一面是余秋雨散文本身的局限，比如知识硬伤比比皆是、缺乏现代意识、对历史与读者缺乏敬畏、放弃自我的修养等；一面是余秋雨散文模仿者的等而下之，不仅没取其精华，反而拾其糟粕，更有甚者东施效颦者不乏其人，其结果是：知识罗列、资料堆积、常识性错误、文化硬伤、愚昧主义大行其道，这样的散文几乎窒息了散文的天空，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不愿甚至讨厌“大文化散文”的呼声！③值得说明的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除了余秋雨的佳作《文化苦旅》外，大文化散文写得较好的是林非和卞毓方，前者注重现代意识和精神高度，后者充满审美和心灵的光芒，这对于“大文化散文”的泛滥具有纠偏作用。如林非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虽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将之作为大文化散文来读也未尝不可！写于九十年代末的《浩气长存》可谓大文化散文的经典之作，它以现代的文化眼光和精神品质穿透了厚重的历史隧道，而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沐浴在现代的晨光之中。不过，即使如此，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仍被异化的“大文化散文”覆盖与窒息。这似乎是个悖论：一面是余秋雨以大文化散文开天辟地、功不可没；一面又是跟随和模仿者以大文化散文形成的烟尘滚滚、乌烟瘴气甚至于昏天黑地。大文化散文像失了理性和规范的洪水肆意泛滥，到后来散文又成为重灾区。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这股大文化散文渐渐退潮，也许是过犹不及，也许是写作者已精疲力竭或江郎才尽，许多模仿者自动放弃了大文化散文写作，就连余秋雨本人也写得少了，而与此相关的是，散文渐次开始降温了。从社会反响的角度说，这是散文潮的回落；但从散文本性的角度观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经过散文的“退消”，我们可以更冷静、理性地思考散文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为可喜的是，尽管大文化散文的洪水已过，但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留下了它的痕迹与影响，具体而言主要表现有二。 第一，“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散文的解放也势在必然。虽然不能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文化散文包括“大文化散文”；但整体而言，政治的、社会的观照是主要的，散文的格局也相对狭小，因为边缘化地理解散文、将散文作为余事书写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然而，经过九十年代大文化散文的洗礼，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文化”的内涵，也慢慢走出了散文“写景—抒情—哲思”的模式，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军事的、民俗的题材渐渐成为作家更加关注和重点审视的对象，其文化的含量与意蕴渐渐得以彰显。在表现方式上，作家们往往多注重“大”，一是“大中见小”，二是“小中见大”，从而使作品变得更为开阔、大气。如冯骥才的《水墨文字》，它虽不是一篇大文化散文，但一看题目就会感到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水墨画与文学的相互观照，也是艺术人生的真切感悟。作者用八个段落构筑作品，从而有连绵开阔、挥洒自如之致。又如刘烨园的《枢纽的细节》写的是澳大利亚教育，这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文化散文，但核心却集中在有无“文化”的教育上，即是否注意培育学生的自尊、自爱、自立、自主、自由和美感，澳洲有，而我们国家则应该向它学习。更重要的是，作者用“课本”和“年鉴”来写，并从“细节切入”，从而有“管窥蠡测”和“文心雕龙”之功。就如同一场春风过后，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渐次开放和成长一样，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哪怕不是大文化散文)都或多或少受“大文化散文”之赐，至少在观念形态和审美趣味上可如是观。 第二，一些大文化散文得以承续和发展，并由此出现了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众所周知，一场暴风骤雨过后，它也许对大地的渗透并不深入；但那轰隆隆的雷声与呼啸的狂风不可能让人无动于衷，而从天而降的雨水亦会汇成河流。余秋雨掀起的“大文化散文”风潮也是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一面是快速降温后的余热，一面是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而后者则是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也就是说，虽然余秋雨及其多数模仿者在新世纪纷纷退场，但“大文化散文”的写作仍被一些追随者继续着，经过十年的努力还将之发扬光大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充闾、孙郁、韩小蕙、徐刚、范曾、李国文、梁衡、雷达、李存葆、素素、何向阳、朱鸿、张清华、祝勇、唐韵等。以王充闾为例，他以自己的博学多识、矢志不移、勤勉刻苦不断超越自我，当然也不断超越他人，进行“大文化散文”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驯心》和《用破一生心》两文，这是作者用思想和心灵拨响的“大文化散文”之歌，它透出现代意识的光芒，又不被材料和成见束缚，更突显了自我的体悟与思索，可谓“大文化散文”风起以来难得的佳作。孙郁的《小人物与大哲学》主要是写张中行的，它既不失知识的梳理与文化的厚重，更充满人生智慧和知音之感。韩小蕙写季羡林、张中行、吴冠中等的散文都是知、情、理、趣、智、美的结合，这是大文化散文的另一表现形态。在祝勇的大文化散文中，我最喜爱的是《木质的京都》，这是超越了观念形态和公共话语写作，而进入了一个精神、心灵、感觉甚至梦幻的境界，如作者这样写道：“作为身体上与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器物，木屐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生活。它及时地传达着大地的旨意，不会以虚假的谎言将行者引入歧途。木屐本身就具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一个人若站得久了，那木屐会生出根须，并最终把人变成一棵树。至少，木屐是人与大地的中介者，既令行者免受大地的伤害，又随时把大地的气息引进人的体内。脚是木屐的盟友，它坚定厚实，却比面孔更加敏感，有的僧人甚至从来不穿袜子，即使在寒冬也不例外，他们是苦修者，不仅借此使他们的身体具有耐力，而且获得异常机敏的能力。”④这是消化后的融通，我们能看到血、肉、骨和精、气、神的浑然一体，没有许多大文化散文的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和举步维艰之弊。最值得提及的是徐刚的《江河八卷》，这是近些年我看到的最好的大文化散文之一，它将知识、理性、情感、智慧与审美融为一炉，又能站在天地之宽和宇宙之大，来思考环保和人类的命运问题，思考人性与世道人心。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博爱与仁慈之下，艺术的灵光不断闪烁，不要说对人，即使对于草木和泥土，作者都能赋予以温暖，用心灵的光芒进行滋润。仿佛是受了神的旨意和点化，作者以天女散花般的微笑面对天地苍生，将爱的和风与甘露播种于人间。应该说，能有天地大道珍存于心，用诗性的笔调写心灵的忧患，这是徐刚《江河八卷》最为动人处。总之，由外部写作进入内部写作，突出个人的独特感受与思考，对多种文体与文化进入消化与融通，这是新世纪大文化散文的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