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5-0039-08 “自反”式思维 说到我和“学术”有关的事情，应该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不过，1950年代上大学和196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那几年的情况，对后来的教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 1958到1959年间，我读大学二、三年级，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和集体科研的运动；这个运动被形象地概括为“拔白旗，插红旗”。我先后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编写，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写郁达夫、叶圣陶两节，戏曲史好像让我写明代传奇的两个作家。这两个项目后来都不了了之。倒是和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殷晋培他们合作的《新诗发展概况》，由于在1959年的《诗刊》连载四个部分，当时尚有一定影响。这个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回顾一次写作》①中已经有详细的讲述，也有各自不同的反省。写《新诗发展概况》，主要是徐迟先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的主意，也是他具体组织的。倒不是写空头文章，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北图(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作协图书室借出来几百部现代诗集、评论集，集中读了一段时间。不过，就成果而言，不论材料还是观点，都难说有自己的发明，依据的是1950年代主流文艺界建构的那种两条道路斗争框架和语言方式，让不同的诗人、流派、艺术方法，按照主流与逆流、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站队。现在有人说，当年年轻人的浪漫情怀，他们的反学院(学术)体制的精神也不应该否定，不过，这种“情怀”一开始就被导向单一的，建立僵化体制的道路上去。学术价值既谈不上，就对待前辈学人(也就是我们的老师)的那种态度，那种粗暴、不容讨论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应该汗颜。 自然，从我的角度，这些经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工作方式，这种毫无弹性的操作，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痕。后来身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方法创新的热潮，我既认识到理论方法革新的重要意义，却也警惕着对它们的迷信，注意区别新的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还是窄化——这可以说是在1950年代因得病而获得的某种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五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处于封闭的象牙塔之中。这一点也是今天难以复现的。尽管当年我曾经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下乡下厂苦恼，甚至厌憎。即使从最低限度的意义上，个人因此也获取值得回想的生活段落。我体会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问题，对别一代的辉煌其实无需羡慕，自己的哪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 因为运动不断，大学五年系统听课、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只是头一年和临毕业的一年多。不过，也还是读了不少书，也上了一些记忆很深的课。当年为弄懂人民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弄懂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弄懂真实性、倾向性、典型、党性、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弄懂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弄懂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揭露、香花与毒草、有益、有害与无害，弄懂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常有陷于迷魂阵中的感觉。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逐渐了解当代文艺那些常常以激烈方式出现的论辩、争斗的根源和展开方式，也让我知道这些纠缠变幻的语词，既寄托着人们的理想、激情，也消耗着他们的宝贵生命。 大学课程中，印象很深的有吴组缃先生讲明清小说(《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从他那里，见识了生活阅历、写作经验、艺术感觉互相渗透、支持所达到的境界。还有就是常被说到的林庚先生讲唐诗。他讲李白，也如李白那样的神采飞扬，解读者与对象似已融为一体，主体和客体相互投射。尽管模仿吴、林两先生的后学者不少，其实他们不是可以容易复制，因为他们的着重点属于生命，而鲜活的生命总属于难以复制的个体。倒是朱德熙先生讲课的“方法”，是我后来经常复习的启示。朱先生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当年运用的是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记得他著名的论文是《说“的”》。结构主义在那时的中国大陆好像还不大为人所知，成为“显学”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由于无知，当年我对语言课程没有多大兴趣，也就没有动过选修为高年级语言专业开设的语法课。但他的作品分析听过多次(写作学、文章学是他的副业)，有《传家宝》(赵树理)，《欧游杂记》(朱自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羊舍一夕》(汪曾祺)。与别的教授不同，他看重的不仅是提出和论证结论，分析所涉及的词汇、句式、结构安排，还会提出多种可能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较佳的处理。当然也有他自己更认可的选择，但接着常会“自反”地质疑这一看法，不把这一选择绝对化。孙绍振对这一方式的概括是：“并不要求我信仰，他的全部魅力就在于逼迫我们在已有的结构层次上进行探求，他并不把讲授当作一种真理的传授，而是当作结构层次的深化。”② “文体”意识 1961年我大学毕业，那年22岁。虽然出于好奇，出于对“远方”的虚无缥缈的想象，填报分配志愿时，第一志愿是西藏。可能是看我完全没有社会生活经验，最后是留我在学校教写作课。这个课程工作量很大，要批改很多的作文。教中文系的还好说，文科“外系”的，一个班多至一、二百人，每个学期要写五次作文，花费精力可想而知。因此，不少教师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明确留校就是教写作，所以想做专业研究的，都选择去北京师院(现在的首都师大)，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几年和“文革”十年，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学术”研究，只写过一些散文随笔，还有就是刊登在北大学报(已经记不清是哪一期了)上的《〈社戏〉的艺术技巧》。他们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稳定写作课教师的“军心”，证明写作也是学问。这个期间，我并没有将心思全部放在写作教学上，仍持续关注当代文学的情况；这为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