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樊骏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意义 我在一次关于“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访谈里，曾经对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作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的重视、培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的。”①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樊骏对于我们学科，还不只是这些具体的贡献，或许还有着更大的启示意义。 读樊骏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科评论”与“学科史”的研究上；而恰恰是这一点，是很难为人们所理解的。如严家炎先生所说，樊骏对于老舍研究是做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贡献”的②；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此作为他的学术的主攻方向③。而如樊骏自己所说，这样的选择，开始也有偶然因素，但越到后来，就越自觉，并激发出“责任感”，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随时留意和反复思考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自己也终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角色”④，而甘当学科发展的铺路石。 这样的责任感和内在动力，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承担意识。——很少有人像樊骏这样忠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把整个生命投掷其中的。 而这样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又是建立在充分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樊骏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有着这样的体认：“现代中国这段历史丰富复杂的内涵，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历史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火交融为一体的”，而我们“对于这门学科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需要探讨的学术课题之繁杂等，都估计不足”⑤。因此，在樊骏看来，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对于文学和对于现实、时代生活的双重迷恋的，而这样的双重迷恋正是樊骏这一代研究者的最大特点，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同时，其空前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以及研究、把握的难度，又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是最能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的。也就是说，樊骏是在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最佳路径和最厚实的载体，于是，他就很自然地将自我生命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融为一体了。 这里还有着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樊骏看来，学术工作是“凝聚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个体性，还有社会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学术内部，也存在着社会的分工。除了个体的某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外，也还需要有学者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作整体性的思考与把握，进行“研究的研究”，即“从总体上剖析整个学科(或者其中的某个方面某个专题)的来龙去脉，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提出继续探讨的方向和任务”，这样的学科战略发展研究，就能够使“人们对于进行中的研究工作，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建设处于清醒自觉性的状态”⑥。 对“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学科发展史的研究的重视背后，也还隐含着樊骏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樊骏说过，他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两条：一是史料，二是理论⑦。史料问题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樊骏对“普遍加强研究者的理论素养，提高学科理论水平”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的阐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与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理论又是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构成学科的核心。而且，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它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樊骏同时一再提醒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对理论问题的忽视，造成了“自觉的文学史观”的缺失，正是这门学科根本性、制约性的弱点⑧。而在樊骏看来，学科的理论建设，自觉的文学史观的形成，固然需要最广泛地借鉴外国的与传统的理论资源，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自己的文学史实践出发，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抽象概括里，提升出对自身文学现象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学史理论与观念。 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学科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关怀与思考，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与自觉性，构成了樊骏学术研究最鲜明的特色，也成为樊骏对我们这个学科最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位具有战略关怀与眼光的学科建设的战略家，一位最具有理论修养、自觉与兴趣，因而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学者。在这两方面，都是无可替代的。他也因此在促使学科发展能够处于“清醒、自觉的状态”这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樊骏因为身体的原因，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后，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在好几次研究生的答辩会上都提出了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精细有余，大气不足，格局太小”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局性、战略性眼光、关怀与思考的缺失，理论修养的不足，对理论建设的忽视。而这样的缺失与不足、忽视，就很容易形成学术研究的盲目与不清醒状态，在这背后，又隐含着学科使命感、承担意识的淡薄：这都构成了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实在需要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的出现：这是关系现代文学学科长远发展的全局性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