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偶见林庚先生于1937年题赠给罗根泽的铅印线装一册《新文学略说》(上编)，据潘建国推测，《新文学略说》“盖为林庚先生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授课讲义”。2008年，潘建国在林庚先生家里整理先生的古籍藏书时又见到同样是“上编”的《新文学略说》(以下简称为《略说》)。于是就有了这部林庚自己收藏的《略说》的整理本在70年后今天的重新面世(参见潘建国《新文学略说》整理后记)。 《略说》的整理工作由潘建国教授完成，其间他考证了这部讲义的编写和讲授时间问题：据《略说》中《新文学的独立》部分所云“《歌谣周刊》虽又于今年(二十五年)夏季重刊”，断定讲义的编写时间应在1936年秋冬。但讲义中《文学与革命》这一部分之十“京派与海派”(即全书之最后一段)论及朱光潜1937年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时，称“已于五月一号出版第一期”，“审其口吻，讲义最末段文字，当编就于1937年5月1日之后不久”。潘建国查阅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务汇报》(1935-1936)，得知当时学校2月初开始上课，至6月底课程结束，根据讲义“随编随印随讲”的特点，推算林庚先生《略说》“上编”的“大部分文字，约编写于1936年秋冬间，课程的讲授或在1937年上半年，因为讲义内容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故其末尾叙述的事件已接近当下，乃属临时现编现讲”。“全部编写完毕的时间，应该就在1937年6月”，从而使林庚的《略说》(上编)“末尾叙述的事件已接近当下”(潘建国《新文学略说》整理后记)。另外，林庚的《略说》里接着《文学启蒙》之后的《新文学的独立》一节中说：“新文学运动独立之后，从事于文学的人便非是专力于文学的人不可。……所以凡是客串的，凡随随便便的，凡是对文学无绝对的信仰与决心的，都不得不退避了。而反对新文学的也渐渐攻击到文学的本身来，渐渐的在看清了新文学的弱点后而予以致命伤。此时从事于新文学的人其责任因此乃加倍重大，在这时仍从事于文学的旧人便只剩周氏兄弟二人，而他们是直到今日还是为文学而努力着。”从这段谈及周氏兄弟二人的文字，说“他们是直至今日还是为新文学而努力着”来看，林庚先生的这份讲义，开始动手编写的时间，最晚也得是在鲁迅先生的逝世，即1936年10月19日之前了。 在编写及讲授时间这个意义上，《略说》是对刚刚逝去的文学阶段进行“现场”总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呈现了抗战之前新文学的阶段史的简约而完整的发展图景，堪称是中国新文学20年的一部反思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汗牛充栋的今天，读林庚先生70年前的《略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新鲜气息和元气淋漓的现场感。《略说》既提供了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图景，以丰富的史料的呈现和阐释令今天的读者耳目一新；也体现了林庚审视文学史的独特眼光和阔大的视野，有助于后人系统而深入地了解林庚对新文学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也构成了新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叙事样式和文学史观念形态。《略说》还彰显了林庚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以及现代诗人的双重身份，对于充分认识和领悟林庚先生光辉而智慧的一生，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 多元共生性的文学史观 从史的角度审视新文学，在林庚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过去新文学的运动假如能与我们以清楚的借镜，则过去的运动不但奠定了新文学一切的基础，且留给后人一个应当如何做去的榜样，其意义乃更重大了。”文学史的作用，正在于使既有实践成为可资鉴照的“借镜”，从而“留给后人一个应当如何做去的榜样”。《略说》的写作，既是对新文学历史的检讨，也出于对文学未来的一种拳拳的期待与热望：“这运动到现在自然还要一直推演下去，然而过去的功绩既不可湮没，来日的演进亦要直承着这个基础，则是毫无疑问的。”在林庚的文学史观中，文学形式和成就的积累，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就像“建安以来是五七言诗试验的时期，那发展从魏六朝是直贯到初唐盛唐的，而晚唐五代是词的试验时期，那发展亦直达北宋南宋而无懈。虽然文坛上可有暂时的沉默，而一种期待的心情必因沉默而紧张，这是我们所不可不到以自省的”。《略说》正可视为林庚在一种沉默、期待与紧张情绪中对新文学的一次“自省”。 与朱自清先生一九二九年春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略显不同，林庚的《略说》没有选择以文学体裁为主要结构线索，而是以思潮、社团、杂志、文学现象为叙述主轴，提供了一个从文学运动史和思潮流派史的视角对新文学20年历史的全景化和整体性的扫描。 在叙述策略上，林庚有意淡化大家，突出流派和思潮，注重文学现象的发生与时代形势背景之间具体的联系，如对革命文学兴起的分析即与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等政治事件之间建立时代联系及呼应关联；同时把杂志、社团、大学、翻译以及其他文学外部因素引入到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格局之中，文学史因此是作家、创作、流派、出版、翻译、学院、教育、文化、商业、政治诸种合力制约下生成的结果，具有多元性。林庚的文学史叙述由此蕴涵着一种共生性的文学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