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175-04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体裁的扩大、译者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原作的精选、翻译态度的审慎等方面，更表现在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21年，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其主题是文学书是否具有可译性。虽然就此次论争的规模、涉及人数、延续时间而言，难以与同时期的另外两次论争①匹敌，但就其对翻译问题思考的深度而言，意义却不可低估。本文通过缕析双方立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而探寻这场论争的延续，分析引发论争的根源，希望能对可译性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揭开了此次论争的序幕。该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同年，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发表了《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书不可译”。翌年，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翻译问题一译诗的一些意见》，阐述了他对译诗的看法，与沈泽民的观点基本一致。 坚持可译论的郑振铎和坚持不可译论的沈氏兄弟都承认翻译是不完美的，但其结论却截然相反，这与立论的出发点不无关系。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从英文转译了大量印度、俄罗斯和古罗马、希腊文学作品，其中很多译作获得好评。基于个人丰富的翻译实践，又受到轰轰烈烈的翻译热潮的激励，郑振铎鼓励更多地译者加入这个大潮，满怀信心地进行翻译。沈氏兄弟则更多地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诸多无奈。五四时期，直译方法盛行，一些译者“一字一字的勉强写出，一句和一句，像连又不连，像断又不断，假是不念原文，看也就似懂又不懂”[1]。这样的译文是否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成为译者思考的焦点。沈泽民提出不可译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从双方的论述中可看出明显的局限性。郑振铎的局限表现在：首先，他主要依据的是Rannil所著“Element of Style”，但其“翻译思想而为文字”并非特指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而是指文学创作中将思想变为文字的过程。创作和翻译的差别很大，将此定义作为论证的依据，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对通俗不可译论的反驳实例是要表明原文的“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列，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都可以移译，翻译不会丧失原文的艺术美。众所周知，不改变原文的情节结构、段落顺序、语句组织，未必能保持原文的艺术美。再者，论述前后矛盾。“文学书能够译么”的前半部分认为，“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用一句一句的‘直译’方法”保留原文的句、段、结构，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不会丧失。但在后半部分的论述中却认为，“思想在译文里常是不能表现得如在原文里一样的充分而且好看……无论是最精密的句对句的翻译，也是一种‘意译’”。那么，连最精密的句对句翻译也是意译，如何翻译才是前文所述的“直译”呢？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风格与艺术美还是否可能？ 沈泽民坚持不可译论，是基于传统的原文中心论。首先，作者的中心地位不可撼动。在他看来，作者的“情绪”和“灵机”赋予原作生命，作者的创作经由生活的体悟、激情和灵感而来，而译者的翻译是经由文字、体悟再转化为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文中的情绪要损失不少”。其次，原文的中心地位不可替代。他认为，原文是艺术品，译文是仿制品，即便非常逼真，其艺术性也要大打折扣。艺术品的主要作用是观赏和收藏，而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我所用，或开启民智，或改进旧文学，倡导白话文。再者，艺术形象“乡土气息”的改变。沈泽民提出，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一经改变，其精神气质也就不同了，译者对此无能为力。既然是翻译，语言和时空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译者所不能控制的。就如相同的服装，模特在舞台上穿是一种效果，在日常生活中穿则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是因场景而异。模特穿是一种效果，普通人穿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是因人而异。艺术形象的变化亦然，即便不经翻译，将原文放到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经由不同的读者解读，其艺术形象也不尽相同。 诗歌翻译也是论争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在该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共识。郑振铎承认诗歌的音韵有时无法转移到译文中，但音韵的缺失不会影响情绪的发抒，所以诗是可译的。沈泽民认为，诗歌翻译如同散文翻译一样，关键在于情绪的表现，音韵的转译和格律的转译皆在其次。这与郑振铎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沈氏兄弟认为，这不能说明诗可译，音韵、格律不能转译，正好说明诗如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不可译的。 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争论未能继续下去。直至1940年，贺麟在《论翻译》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阐释，其立场与郑振铎基本一致，但其论证则更严谨。与郑振铎论证不同的是，贺麟不赞成以是否保留原文的句、段、结构作为可译性的指标，他认为，“翻译应注重意译或义译。不通原书义理，不明译者意旨，而图斤斤计较语言文字的机械对译，这就根本算不得翻译”[2](P126-132)。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1984年，对此问题的探讨寥寥无几，冯世则《风格的翻译：必要、困难、可能与必然》一文探讨了风格的可译性问题、徐永煐《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中提到了“翻译的可能和限制”问题[3]。1985年至今，有关该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大致状况和发展趋势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