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W·H·Auden，1907-1973)，自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诗人，也是一位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产生过广泛、持久影响的诗人。关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奥登“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已有较为翔实的考察。不过，对奥登的翻译本身尚需要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像奥登这样一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性人物，数代中国诗人和翻译家是怎样来面对他、翻译他的？这种翻译和接受对中国现代诗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等等。 卞之琳等人40年代对奥登的译介 卞之琳属最早译介奥登的译者之一，在他之前和稍后，虽然都有一些对奥登的零散译介，但卞之琳的翻译显然最有影响。 40年代初，卞之琳在昆明译出奥登《战时》十四行诗组中的六首，这些译作当时曾在昆明、桂林发表，抗战结束后也在上海被转载过；抗战结束前后，他还译出奥登一首十四行诗《小说家》。1979年，诗人撰写《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一文，选出《战时》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器具”》《小说家》及新译出的《名人志》一起发表。今天我们在卞译《英国诗选》中看到的，就是这四首诗。 卞之琳之所以在40年代前后将目光投向奥登，不仅因为奥登代表着艾略特之后英国现代诗歌一个新锐时代，而且奥登在1938年来过中国抗日战场三个月，写下了令他和同时代其他中国诗人“心折”的《战时》十四行诗组(该诗组27首，大部分写于中国)。另外，这也和卞先生本人在那时的诗风转变有内在关联，30年代末期他写下的《慰劳信集》，即显示了所谓“介入”的倾向，因而(早期的)奥登会成为他心仪的诗歌英雄和典范。 卞译《战时》十四行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像第一束投向翻译对象的探照灯，它奠定了人们对奥登最初、也是最基本的认识。纵然这两首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的翻译在今天看来还有些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可以说，同冯至、穆旦等人在那时的诗一样，它们构成了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最精华的一部分。 在卞译奥登诗中，《“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译得最为完美。奥登写这首诗时，正是每一个人“悔不该出生于此世”之日：战局急剧恶化，“暴行”和“邪恶”如疫疠一样风靡……然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奥登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山谷里的缪佐城堡，正是在那里，诗人里尔克经过多年的沉默和危机，一举完成了《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正如有人所说，“他成了百里挑一的人，将用德语完成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作品的人。他担负起了一部作品的命运”。①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显示出了全部魄力 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待：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个小古堡，像一个庞然大物。 奥登在中国战场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里尔克。在《战时》第21首中他这样感叹：“人的一生从没有彻底完成过”，里尔克的出现，则使他意识到生命被赋予必须完成，即使在最恶劣的时代条件下，一个诗人也必须担当起他的“天职”。在一个沮丧的年代，一首诗就这样迸发出了它真实的力量和光辉。 可以想见，这样的诗及译文的出现，会对40年代的中国诗人产生怎样的激励！且不说它对穆旦等年轻诗人的影响，这里我想起冯至先生1941年间写下的那一批十四行诗。(它正好也是27首！)评论界已习惯于把冯至的十四行诗与里尔克、歌德的影响联系起来考察，但那里面有没有奥登的影子呢？我想人们应该看看冯先生1943年所写的《工作而等待》一文，该文的题目不仅直接取自卞先生的译文，它开篇就谈到奥登对中国的访问，并全文引用了卞先生这首诗的译文。我想，正是奥登的诗和卞先生杰出的翻译，促使冯至重新发现了他所熟悉的里尔克：“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这是一个诗人经过长久的努力后的成功，也就是奥登对于中国的希望。” 奥登这首诗，其意义就在于重建了一个诗的神话，那就是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来对抗历史的残暴力量。这对40年代的中国诗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重要的鼓舞。同样，他的另一首战时十四行，其意义也不同寻常。在《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中，卞先生特意提到了该诗中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抛弃”，说奥登当年在武汉朗诵时，在场的翻译不敢直接译出这句诗，而是把它变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这虽然可笑，但也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意识形态话语与诗歌的区别，它给我们的“启发”，可用深受奥登影响的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句诗来表示，那就是：“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