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6-0148-04 尽管胡丘陵曾多次告诫自己不要轻易付诸写长诗这一艰辛而又近乎危险的劳作，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就以《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和《2008，汶川大地震》四部长诗，带给诗坛一个不小的惊喜并赢得评论界格外的关注。于是，“后政治抒情诗”、“新政治抒情诗”、“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咏史诗”和“史诗”等称谓便成了这些长诗的不同命名。事实上，这些称谓的内涵在各自的表述中不尽相同，笔者也无意于纠缠其间的关联，倒是诗人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冒险的自我警戒与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之间，一种欲说还休、于无声处的症候更让人思考。换言之，对那些公共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事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文本的叙述性，即阿尔都塞强调的历史作为缺场的原因，诗人乃至批评者究竟该如何对它发言？ 仅从这四部长诗的标题，我们就知道诗人将把读者引入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叙述中。无论是曾经波澜壮阔而今尘埃落定的历史画卷长征、风云变幻而又悲喜交叠的共和国60年岁月，还是天悲地怆难以承受的天灾人祸汶川大地震与美国“9·11”事件，这一切都指向我们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公共空间。从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来看，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诗歌书写中，既获得过现代人深刻的个体独立性、生命意识和现代感受，又曾经迷失于公共空间对个体世界的生存挤压和意志剥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化写作借着创作自由与个性独立的由头越来越走向写作者一己的狭窄天地，新诗也愈来愈琐碎轻飘和自说自话。因此，胡丘陵长诗的重返公共空间，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关键在于这种重返已不再是简单地回归宏大叙事语境，而在于这种重返的方式与不可逃避的选择。 面对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袭击，全国上下积极赈灾，投身救援的时间抗战中。“我用早晨的目光/寻找废墟里的萌芽”；迫切的焦虑、善良的愿望与真诚的祝福，在骨头的疼痛中，在废墟与萌芽的撕扯中，成为诗人之笔“轻轻一戳/就决堤的/堰塞湖”。所有的目光与心灵被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牵引，“那些指挥的、被指挥的/和没人指挥的手/同时伸向这片废墟”，但却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同时教会全国人民/读准汶字的声调”。在所有的人还没有到达汶川之前，诗人“已经通过诗歌的秘密通道/与废墟里的孩子，交谈了三天三夜”。这一秘密通道既是胡丘陵长诗特有的功能，也是诗人进入公共空间秘密而又公开的方式。表面看来，这样的进入在历史与记忆的惯性中容易带给读者一种错觉，仿佛诗歌只是对时代政治与社会大事进行及时反映的传声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不用说，即便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这一崛起的新诗潮，大片大片个人创伤的抚慰与倾诉仍然指向的是一个宏大的集体记忆和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及其后的朦胧诗的抒情方式和指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然而胡丘陵长诗对公共领域的关涉却是在清醒而富于理性的个体反思中滑行；没有粉饰、夸饰和伪饰，也无意于再现一种机械庸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而是企图一种诗性言说对社会、历史与政治等公共空间的超越性洞穿。 集体的无能为力 不论歌唱得多么美丽 那条锯掉的腿不再是一条腿 那只锯掉的胳膊 不再是一只胳膊 那个重建的家园 也不是过去的家园[1]73-74 集体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和空间，有时它庞大到无形；但往往也因庞大而失去力量或者内耗于无，成为“无能为力”的空洞的能指。公共空间对个人的忽略和个人对公共空间的渴盼，有时成为双重的梦魇强行把我们抛出生活的轨道。“集体毁灭时间/每一个生命都有同样的挣扎/老师已经喊不出张三李四的名字”，在时间的黑洞漩涡里，生命加入时间的黑，成为黑的一部分。与其说时间毁灭了生命，不如说是集体吞没了个人，公共空间抹去了张三李四等每一个来不及显现的名字，一双双手“抓住的只是生命的沙粒/从指缝间/慢慢漏尽”。 胡丘陵曾说：“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共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2]126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难道这就是他的长诗以如此恒久之毅力执着于公共空间的动力吗？答案显然并非这样简单，因为类似的表述在中外不同的作家那里我们也会读到。更何况在本质的意义上，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11或许对胡丘陵来说，持久地关注公共空间既来自于他身在政途的意识形态生活与生命体验，又来自于他心系诗神、坚持自觉写作的多年追求。因此，其诗才会在“直面现实，紧贴时代，具有思想和道德深度”的同时，“又解构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既承载“大生命大灵魂”，又不乏“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坚韧”[2]127。这二者对他都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诗歌的创作密码。而作为批评者，我们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追踪诗人在文本断裂或空白处的踪迹，把那些被压抑被掩埋的现实重现于文本的表面。 在长诗《拂拭岁月》里，诗人以编年的方式截取年度大事为创作题材，在诗意的生成中完成对共和国60年巡礼。60年大事自然也是公众熟悉或亲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构成人们记忆的、生活的或者知识的公共空间。从共和国成立、大炼钢铁、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唐山地震、北京奥运会等，从西藏解放、抗美援朝、中印战争到尼克松访华、克林顿访华、宋楚瑜回乡等，公共空间的不断位移、扩展也显示着60年的沧海桑田，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带出了生活其中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心灵的纷繁变奏。从当代诗歌自身的发展来说，“写什么”的题材决定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不再享有中心和惟一的权威，“怎么写”也在先锋的旗帜下一度流行之后而渐趋沉寂；毕竟，一个诗人最终还得靠他“写得怎么样”的文本交出最后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