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关于都市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最为重要的作品莫过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茅盾、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在诗歌领域，只有极少数诗人的少数诗作与此相仿佛。然而，陈敬容是个例外。 陈敬容(1917-1989)，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抒情诗人，其行旅曾遍及成都、重庆、兰州、北平、上海等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创作了大量以都市为内容的抒情诗歌，这些诗作描绘了都市的物质文化地图，勾勒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状态，而诗人对都市既批判又同情的矛盾态度也象征着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犹豫不决的姿态。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诗人的前半生屡屡漂泊于异地甚至时时生计无着的处境，热衷于以诗歌的方式书写都市、再现都市，或可谓弥足珍贵。 学界对陈敬容的研究多关注其现代主义抒情诗作，而对于她的都市书写并没有给予足够注意。①考察陈敬容如何言说、体验和想象现代都市，以及与其行旅记忆、情感、身份认同的回旋，与厕身不同地理空间的知识社群、文学实践之间的关联，重建其中历史脉络，并以此为契机讨论陈敬容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及其不足，是本文的初衷。 兰州：沉默之城与“创伤性记忆” 与萧红、丁玲等诸多现代女作家的人生轨迹相似，1932年，年仅15岁的陈敬容只身一人逃离乐山，来到北平，从此开始其文学生涯。幸运的是，陈敬容得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翻译家的曹葆华的帮助，但迫于经济条件和学制，她只能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课外则常常跑到北平各大学的图书馆，求知若渴的陈敬容由此展开了广泛的文学阅读和英语、法语等语言的自学。阅读和学习之余，她也开始写作，虽然在此之前她已经发表过少许的诗文，但很明显，北平城浓郁的文化学术氛围和以崇尚新文学为主的校园文化深深地感染了她，加上曹葆华、“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友人的鼓励与影响，她的写作意识被迅速地唤醒。她频频出手，在《清华周刊》、《北平晨报·学园》、《大公报》文艺副刊，甚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等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十余篇诗文。刚刚从西部小城走出的她在陌生而偌大的京城试图通过写作来排遣自己的彷徨与失意，以此发现自我并重建自我认同，这使得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充满了乡愁气息与感伤意味，较多地倚重于古典意象和古典意境的营造。然而，这个少女是早慧的，这些作品使她在世人面前显露了自己的诗人禀赋。如《暮烟》里令人耳目一新的修辞：“钟声自川后徐徐走来/静立黄昏，作圣洁的晚祷”；又如《叩门》主题下蕴藏的哲学意味：“呵，四壁狭小，关不住/浪游人，浪游人的心/还飘落在荒远的万里外。”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少女的习作。当时的一位读者这样描述自己阅读这些作品的感受，“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曾在《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或《水星》一类报刊上读到她的一些珍珠样熠耀的抒情诗，还以为她是与何其芳、方敬们年龄相仿佛的同伴呢！”②此时的陈敬容已是薄有文名了。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这位感时忧国的年轻诗人与友人们被迫离开北平。其后她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除了从事文学创作，还尝试起了翻译工作。1939年，她结识回族青年诗人、重庆《回教大众》的编辑沙蕾，不久即与之相爱，次年秋来到战争的大后方兰州。兰州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担负着西北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生活中心的众多职能，以民国时期为最。通俗作家张恨水1934年作西北游，后应上海《旅游杂志》之邀撰写游记述及兰州时即有斯言：“兰州虽是边省的自治，可是指古时而言。现在我们把中华民国地图打开来一看，在正中的地方，画一个十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十字中心点附近，发现兰州这个地名。所以到兰州来，名义上是繁华边界，实际上是到了中国的中央。这里在西方人(引者按：此处‘西方人’指西部地区民众)看来，也是西北的上海，西向新疆、青海以及西藏北部，都是由这里运了货物去，北向宁夏、蒙古，也有买卖……”③张恨水尚没有注意到的是，兰州与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还是当时中苏交流的最重要的通道和中转站。但毋庸置疑，三、四十年代的兰州并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建筑业、新书业、出版业、印刷业和新式娱乐业都不发达，按照西方城市史家对城市的分类，毋宁说这里是一个“城市乡村”。质言之，自宋以来至中华帝国晚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中心的南移，作为西部内陆城市的兰州的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围绕着北平、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而兴起的现代思想文化更是很少波及此地。也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部地区厂矿、机器大工业、学校机关搬迁，抗战救亡团体的涌入，方才刺激此地使之呈现出暂时的繁荣景象。 在兰州，陈敬容居留将近五载。她曾主持《甘肃民国日报·生路》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在这份副刊上发表了《风夜》、《不倦地追寻》、《安息》、《入寐》、《归属》等十余首诗作，而且因陈敬容个人的影响力和抗战期间兰州文坛与全国各地作家的联系增强，为这份文艺副刊撰稿的作者队伍可谓十分庞大，包括穆旦、杜运燮、唐祈、沙汀、牛汉、绿原、阿垅(S·M)、方敬、沙蕾、吕亮耕、刘北汜、罗寄一、阎栋才、冯振乾、段丰野、李满红、红薇、燮子、雅娴、水心等三十余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作者中既有许多居于甘肃之外的“七月诗派”、“新生代”现代派诗人，又有初出茅庐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和“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校园诗人”④，也有此时流寓兰州并积极参与兰州文坛的作家诗人。但身为人妇、且育有两个小儿女的家庭生活使陈敬容备尝自由被束缚的滋味，加之兰州又是高原气候，物价飞涨、文坛寂寞、风气保守，这一切都使得她不能对现状感到满意。1940年秋完成的《畜类的沉默》⑤即部分地流露出她之于兰州这座城市的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