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无疑是一位“社会意识强烈”的作家。她虽然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表于中国台湾《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上的《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辛庄》、《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等,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与评论界的很大反响。真正使她声名鹊起、享誉文坛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以小说的形式向外界披露“文革”内幕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此后,陈若曦一改她“年青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的小说写法,“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①。人们无论是推崇她、赞扬她,或是研究她、批评她,甚至围剿她,往往都基于同一个理由:社会意识强烈和触及现实政治。因而,人们看陈若曦的小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家,而将“《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地道》等男性或中性观点的处理”②来评价其整个小说创作。 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笔者以为,虽然作家的性别不应该也无必要成为判断其作品优劣的标准,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成功女性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的社会中,然而,心理学所揭示的男人与女人在观察世界、反映事物的用脑方式、心理特点方面的某些差异,注定了男女作家在描述现实、刻画人物以及观察角度和写作方法诸方面的某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有时显得十分细微、似有若无,实际上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仅仅把陈若曦当成一位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而并未意识到她同时也是一位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实在是一种误会。虽然她的小说并不像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那样专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李昂等那样高扬起“新女性主义”的猎猎旗帜。其实,从陈若曦以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及其生存现状为主的数十篇小说中,亦不难看出她的“女性意识”。 平心而论,陈若曦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的数十篇小说,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思想深度等方面,其艺术水准方面的参差不齐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的认识。其最早的旧作《灰眼黑猫》,发表于1959年3月出版的中国台湾《文学杂志》;而最近的长篇《慧心莲》,则于2001年2月出版。从1959年至2001年,时间跨度长达42年。42年自然并非弹指一挥间,其间不仅作者的经验、阅历和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灰眼黑猫》到21世纪初的《慧心莲》,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上经历了从“不幸的夏娃”到“落难的尤物”再到“自立的主妇”和“自觉的信女”这样几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变化阶段。 悲剧命题:“不幸的夏娃” 第一阶段“不幸的夏娃”,是指作者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创作的《灰眼黑猫》、《最后夜戏》、《妇人桃花》、《邀晤》、《乔琪》等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按其身份、受教育程度而言,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如《乔琪》中的乔琪及其母亲、《邀晤》中的仰慈;另一类则是社会下层的各种妇女,如《灰眼黑猫》中的文姐、《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妇人桃花》中的桃花等。实际上,后来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一直未超出这两类人物的范畴,只不过后一类妇女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已。从这些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虽然她们的身份、性格、地位以及文化程度各个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即命运的不幸。无论是被父母之命误嫁朱家而受尽折磨以致发疯夭折的文姐(《灰眼黑猫》),还是随着歌仔戏的没落而不得不骨肉分离的金喜仔(《最后夜戏》);无论是始乱终弃、阴阳隔绝以致被死鬼缠身的桃花(《妇人桃花》),还是大学刚毕业,就随母亲和媒人一次次相亲,为的是“好好地结个婚”的仰慈(《邀晤》),可以说,在主宰自己的婚姻、命运和前途方面,这些女子无一例外都是不幸者。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习俗和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女子的悲剧,正如作者借《灰眼黑猫》中文姐的好友阿蒂之口所说:“想到她的悲剧,我不禁深深怀疑我们现在的风俗与制度。在大都市里的人一定不会想到封建的残余在这穷乡僻壤仍有这么大的势力吧!”小说中被视为“不祥之物”的文姐死了,尸体连婆家的大门都不让进去,令人想起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褶裙》中那个身份卑微的收房丫头死后的遭遇。然而,陈若曦笔下的“灰眼黑猫”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是同时也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小说一开头就有一句谶语:“在我们乡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灰眼的黑猫是厄运的化身,常与死亡同时降临。”因而,当童年时代的文姐偶然把风筝线套上小猫头颈之时,她的厄运就已被注定,成为一个无法扭解的“死结”。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那种令人不可捉摸的神秘感,而在于对造成文姐之不幸命运的“主宰”的诅咒,于是我们听到了作者借阿蒂之口发出的强烈呼问:“我不觉深深诅咒所谓的命运,我奇怪难道真没有人逃出命运的安排?果真有命运,谁是主宰呢?” 曾经有过女人想跟命运抗衡,例如《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宝,算命的说这孩子天生的“过继命”,不送给别人恐怕养不大,她竟摇头说:“我不信!”然而,在歌仔戏日趋没落、观众日益递减的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她实在无法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