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景焕说起 徐小斌的创作,起点很高。其早年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85年)这部小说,包括据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弧光》,我至今印象深刻。为写作此文,我重读了这部小说。我想说的是,即使搁在今天发表,这也是一部不会被淹没的小说;它丝毫不逊色于徐小斌后来被反复谈论的《双鱼星座》。这是一个布满弗洛伊德和萨特身影的作品,是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合力推动的话语叙事,它的“文学性”与“思想性”超卓于那个时代。区别于当时那种努力切近历史/现实以图作出政治或文化反思的主流文学,它着力于在形而上的层面为我们保留细致缜密的精神档案,“文学性”地描画出人性救赎的永恒困境。它在展示一种区别于主流的文学气质时,同时也大致铸就了徐小斌后来相对稳定的文学面貌。我们后来谈论徐小斌、谈论女性写作时总会触及的诸如“迷幻”、“飞翔”、“女巫”、“梦魇”以及“逃离”等纷乱的意象或语词,在这部小说中已然滥觞。 我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视为鲁迅《狂人日记》在都市题材中的延续。这部小说初名《弧光》。“弧光”作为一种隐喻性意象,至少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月亮”。《狂人日记》中,主人公发狂的诱因是月光,月光是黑夜中的光明,象征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主人公遇见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引起被现实所扼杀的死的精神的波动,作脱离黑暗世界的超越运动。①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里,诱使景焕作“超越运动”的也便是神秘至极的“弧光”。“发狂”使狂人、也使景焕从过去一体化的现实中分离出来,将自己居住的世界对象化了,并将自己抛离世界,孤绝于世界。站在整个世界对面的狂人或景焕,开始感到孤独、恐惧和不安。景焕作为狂人形象在现代都市的延伸,置身于全面、完整并且高度格式化的现代文明之中,体验着现代人难以言说的孤独。我以为,读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倘不能攫住徐小斌在景焕身上贯注的孤独,那便失却了要义。 景焕与狂人一样,同属“被害妄想症”患者。尼采说过,一个人洞察自己和时代的深度与他所受的痛苦成正比。景焕的异乎寻常的心智赋予她的惊人的洞察力,正如尼采所言,使她不可避免地“成正比”地痛苦。这痛苦,连同她在心理上感受到别人戴有的假面具,使她与世人隔绝开来,是谓“孤独”。在其父亲的追悼会上,她“看见”母亲、弟弟及其他诸色人等噬吞着父亲的躯体,大声地说:“在这些痛哭流涕的人们中间,就有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对于景焕来说,父亲是人生经验的一个总和,父亲对世事与生命的洞察与体悟,跟她非凡的心智形成了神秘的感应。在感应中,她不幸经验了曾经辉煌而今落拓的父亲所曾经验过的一切。在她看来,父亲是死于非命的——他不是毙命于疾病,而是受扼于世道——这便更刺激了她对世人的戒备与警觉。孤独对于她来说,不仅是一种气质,一种命定,也是她不得不选择的一种“逃离”,一种对现世现实的弃绝。男主人公柳锴视其为“女神”,景焕则自称是“女巫”,总之,这些称谓都指向一种非人间的存在。 一般的观念,认为孤独无例外地与自茧、冷僻和被鄙弃同义。人们通常愿意不厌其烦地向孤独者炫耀群体的优越感和融入群体的精神平衡感。孤独者之于我们,常与一种怜悯情结系于一线。但实际上,孤独作为一种现代情绪,究其实质意味着一种卢梭式的、激进的、唯意志的、彻底的浪漫精神。至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便想以景焕而改变我们的偏见。哲人罗素把“孤独”这一现代情绪归结为超历史的“本能”——孤独本能,并进而解释曰:孤独也者,是对社会桎梏的反抗与挣脱。在精神分析学看来,精神病患者本身是“潜意识”和“本能”的外化与物化,若“本能”的内容一旦被规定为“孤独”,一旦被“孤独”所充盈,那么这些精神病患者,他或她,便有理由并有力量去反抗与挣脱社会桎梏。所以我们看到,景焕会不惜主动犯罪以此来摆脱工作、家庭、爱情等种种被她视为桎梏的社会关系。景焕式的孤独,是对世俗沆瀣的抗议和蔑视,是对欺世者伪饰者的嘲弄与鄙弃。这应了尼采的另一句话:“孤独作为对纯洁性的一种崇高爱好和渴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德,这种纯洁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上’—的一切接触总是陷入不可避免的非纯洁性之中。”② 但景焕的孤独绝不仅仅是,且最主要的不是为了“独善其身”。景焕在逃离世界时,并没有失却方向——她逃向孤独。这是她主动选择的投奔方向与最终的停泊地。因为在她看来,孤独即自由。她摆脱职业即为了摆脱冷酷的制度,挣脱家庭即为了挣脱冷血的伦理,最后,她也漠视爱情,因为爱情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意味着要进入对方同时也被进入,这两者都难被自由原则许可。在小说中,她强调只有工作能毁了她,因为她不能“去重复某种固定的职能”,像只“工蚁”,相反,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努力避免被工作、被劳动所异化,像马克思批判的那样。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冲动,也许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但对于一个力求使生活处于“常态”之中的人来说,抑制越界冲动,屈从于、遵循于人生的游戏规则,却是保持“常态”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有关于此,徐小斌的认识其实异常清醒,她曾说:“在生活中有一个极大的悖论:谁也不可能不通过越界来尝试界限之外的事,而一旦越界,便违反了游戏规则,并且永远不可能回到原生态之中。在这个无序的、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制约……智者把它叫游戏规则。”③世界是一个规则的织体,庞大而纷繁。进入世界,就意味着进入规则,进入危险重重一触即发的雷区,因为一旦犯规就会被训诫、被惩罚、被驱逐甚至被消灭。人因此必须学会敬畏规则、适应规则和遵守规则。现代文明社会不断发达、高度缜密的科层制度与身处其中的人们被不断强化的角色规定与角色意识,无疑已与现代人所标榜的“自我”、“个性”发生了严重冲突。只有不断越界,直至逃离世界,自陷孤独,才有可能使他或她最终能直面完整的而非分裂的、真实的而非伪饰的、自由的而不受拘束的自我。景焕在花房与一个老园丁的对话就颇有意味,她在思索昙花于白天开放这一“越界现象”时,悟尽禅机般地说:“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只要是自由的。”自此,这一“自由选择”思想,使小说由弗洛伊德主义一步迈进了存在主义,由“方法论”而迈进“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