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6-0057-05 《四世同堂》是一部创作于40年代后期的巨作，按老舍的说法，这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①，而我们多年来也一直将它读作一部“被征服者的愤史”②，或一曲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正气歌”，这自有其不易的事实根基。但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其蕴含往往都经得起一读再读。重读《四世同堂》不难发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最可注意之处，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还有作者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深入表现和思考。深入地分析这一切，将是本文的任务。 一、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复杂性 《四世同堂》是一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但小说一开始，表现的却是一个老派市民的处事态度和生活哲学：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入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所有读过小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它这个开头。从这里，你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无论是祁老人的自私、愚昧、保守，还是他的淡定、善良、平和，都有着充足的文化内涵，都值得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深入的挖掘。然而，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还有他作为一个“国民”意识的含混和身份的可疑。“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虽然卢沟桥的炮声也引起了他的不安，但在意识的深处，对于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他毕竟浑然不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及孙媳韵梅的意识中，到底也难弄明白“日本鬼子到底要干什么”。虽然书中明明白白地说他是个“公民”③，但从同时的种种迹象看，其实说他是一个天朝大国的“子民”或“顺民”或许更为合适。 不适用于祁老人的概念，同样不适用于他的多数邻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像祁老人这样的反应在他的家庭及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中也并不显得稀奇。一个例证是：当上着大学的瑞全向他的大嫂讲述抗日的道理时，善良的大嫂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再一个例证是：“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越是城门紧闭，他越得在铺子里”；而病病歪歪的儿媳妇担心的则是“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第三个例证是：“祁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更多的例证是：除了祁家，小羊圈胡同的其他大部分居民，对此一开始也是抱有一种令人难堪的懵懂。先不说在冠晓荷、大赤包、瑞丰、蓝东阳等败类的眼中，日本侵入中国这样的事，一再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被视为他们的时来运转、升官发财提供了又一次的机遇。就是在一般正派市民的心中，亡国的哀痛，也常被纳入某些传统生活经验的范畴去理解。北平陷落那一天，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在知识分子看来，标志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事件，在一般市民心中，似乎仍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演再演的又一出兵荒马乱而已。 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样一段情节：钱先生开始宣传抗日时，起初曾去找过一些帮会，但他很快发现，不论黑门、白门，除了他们自己的“道”与“义气”，再无是非之分，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大义：“他们说日本人很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私义”超越了“公义”，“君子协定”的约束力压倒了国民责任。它不但使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华容道的一幕，想起贯穿《水浒传》始终的“忠”与“义”的冲突；而且也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前现代性质，以及像瑞宣、瑞丰、钱先生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孤独。 当然，这并不是说《四世同堂》中就没有“国民”意识，更不是说中国社会缺乏爱国主义的传统。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位卑常为天下忧”的意识，虽然通常情况下对“国”事并不怎么措意，但每逢危难袭来，却也有一种来自传统的“气节”激励着他们舍生取义。每到危难时刻(所谓“时穷节乃现”)，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表彰的一切，都会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点。钱默吟是一个一向“不大问国事的人”，然而侵略者一来，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毁家纾难的道路。北平陷落的当天，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受“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就是平常的小民百姓在遭逢异族入侵时，也都会他们的同仇敌忾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四世同堂》中的一些人，包括像孙七、小崔、长顺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也都有着他们的鲜明的民族爱憎。然而，考虑到他们所具有之“国民”意识的复杂性，这一切也更宜从传统民族意识及道德操守的角度，而非现代“国民”义务的角度去理解。 简单地批判中国人愚昧或国民意识贫弱是无意义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其实不在“意识”，而在“存在”，在生活中那无法漠视的国、民关系现实。国民意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或教育问题，而更有文化的、政治的乃至经济的根源。中国人国民意识的淡薄，首先与传统中国的国家理念有关。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而且本土文明的主流也从未中断的共同体，但却从来都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想象，一向以“天下”和“家族”为重心，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及“国民”观念。《四世同堂》第一页清楚地写着，在祁老人的意识中，“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天底下”这三个字，说来也许无意，但却很能说明问题。梁漱溟说：“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④由于王朝政治中的“国家”，终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与国家有关的一切，在人民生活中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传统中一直有“天下为公”的理念，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却始终没有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nation)意识。“天下”固然可以“为公”，但“国”一向是和一家一姓之“私”联系在一起的⑤。在这种“天下观念”笼罩之下，中国传统国家的构建，虽然也讲“以民为本”，却一向未曾考虑过诸如国民权利、“人民当家做主”一类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对应的东西的话，那也更多是一种以“华夷之辨”为中心的文化保护主义，而非现代意义上全体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虽然这种以“文化”为本位，而不以“国民”为本位的国家意识，近些年来，很得到一些人的称赞。从8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很多人乐于谈论“文化中国”的理念，谈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社会文明观。这固然是很伟大的理想，从积极的一面看，确能成为中国文化“边缘活力”与“中心凝聚力”的源泉；但从另一面看，却也容易导致对具体的“国民”权利的忽视，同时也可能为民族斗争失利时的妥协退让留下了余地，甚而造成历史记忆中的健忘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混乱。在文明的名义之下，国家所应担负的保护“国民”的义务常常被抽空。鲁迅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与金，献与元，献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⑥。有了这样的现实，再加上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改朝换代、异族入主，无形中所造成的“胜者为王败者贼”的暗示，传统中国的老百姓之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国民意识，岂不是很自然的事？而这或许也正是在《四世同堂》的那些败类，如大赤包、冠晓荷、李东山等看来，日本侵入中国这样的事，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在祁瑞丰看来，“科长—汉奸！”是“两个绝对联不到一处的名词”；在丁约翰看来，无论战前、战后，只有“英国府”才是他应该效忠的天庭的最深的思想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