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学生涯自翻译始。在他的早期译作中，《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均是科幻小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学界多从鲁迅崇尚科学、希望实现“科学救国”的角度对此加以评述；此言大体不错，但失之过简，如果结合鲁迅的生活经历、文学道路、晚清“小说界革命”对“科学小说”的倡导以及科幻小说的文类特性来考察鲁迅在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翻译，当可全面、深入把握此项活动之于鲁迅及晚清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 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足，留下了不少误译。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没有忠实原作的想法，不仅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还有很多随心所欲的增删。故翻译时“随阅随译，速度惊人”①，而往往与原作出入甚大。鲁迅晚年回忆起这样的翻译时，承认“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②，不无懊恼之意：“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③不过，鲁迅的翻译策略很快发生了变化。如《造人术》的译文，除了一处人名改动、另一处添加一句外，连改行、符号等也与日译本相差无几，是忠实于原文的中文翻译。④虽然《造人术》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微型小说，但至迟在1905年，已经可以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发现“直译”的取向。⑤ 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受翻译底本拘牵，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等作品时行文流畅生动，激情奔放而又不失优美，使译作具有相当好的可读性，至今读来仍觉意兴盎然。如《月界旅行》第三回“巴比堪列炬游诸市观象台寄简论天文”述及众人欢呼情景： 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当中悬着一轮明月，光辉闪闪，照着社长，格外分明。众人仰看这灿烂圆满的月华，愈觉精神百倍，……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热闹，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人民，不论是学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车夫担夫，个个踊跃万分，赞叹这震烁古今的事业。凡是住在岸上的，则在埠头；住在船上的，则在船坞；都举杯欢饮，空罐如山。那欢笑声音，宛如四面楚歌，嚣嚣不歇。 笔者将本段译文与凡尔纳原著和井上勤日译本⑥中相应文字进行仔细比照后发现，日译本较凡尔纳原文增删颇多，且多了些即兴发挥，如“欢呼笑叫之声恰如楚歌，四面不绝”(声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实在是自古未有的境况”(实ニ古来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虽然不能排除英译本影响的可能性，但“楚歌”这样的中国文化典故被用到译文中，自然是因为井上勤不拘译格。汉文调的日译本已经相当生动，而由鲁迅信笔译来，文采飞扬的四字词接二连三，而“云气四散”变成“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空壶堆积”形象化为“空罐如山”，凡尔纳原本平实的描写越来越华丽，井上勤和鲁迅这两位“豪杰译者”真可谓“俱怀逸兴壮思飞”！鲁迅之“意译”，虽不准确，但却很能体现其个性和蓬勃朝气，“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经独树一帜了”⑦。 另外，鲁迅对小说形式的改造，也值得注意。在鲁迅的译笔之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两部译作的每一章前，都有鲁迅自撰的对仗回目，如“新实验勇士服气，大创造巨鉴窥天”(《月》十二回)，“拼生命奋身入火口，择中道联步向地心”(《地》第四回)⑧。《月界旅行》每回末，都有鲁迅自撰的散场诗，如第五回回末： 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遥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和《月界旅行》一样，多择紧要处煞笔，大有“话本”之风。如“天文上的疑问，都已解释；那器械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说。”(《月》第三回末)“不知何时，忽闻有弹窗以呼者曰：‘亚蓠士！亚蓠士君！’亚蓠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地》第一回末) 文中偶有穿插诗文，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即兴发挥。如《月界旅行》第一回： 晋人陶渊明先生有诗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像是说这会社同社员的精神一样。 第五回： 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诗说什么，“高峰突出诸山妒”⑨，这是在在皆是的。 至于翻译的语言，《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⑩，《地底旅行》也是如此操作。《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11)。《造人术》则纯是古朴拗口之文言，但又有简洁、明快的特点。 受“小说界革命”启发而进行的翻译，意在引介新文类，但译作又体现出一派古典小说的艺术趣味，叙述语体也杂糅混乱，这种矛盾是晚清作家普遍面对的困境；具体地说，《月界旅行》等小说的翻译，受《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影响甚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造人术》尚直译，言古拙，这又反映了鲁迅翻译策略的调整。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极探险记》托蒋智由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时，竟被编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快意增删，用语也随心所欲，而且并不觉得自己的译法有什么不妥，《月界旅行》出版后欣然寄给周作人一阅，甚至在《地底旅行》篇末开了一个颇为自得的玩笑(12)，翻译《北极探险记》则继续翻新花样，“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多少有些顽皮。商务印书馆这位编辑的当头棒喝，显然给他不小的打击，也迫使他反省自己从前的“译法”。而翻译语体由“俗”转“文”的原因，或与鲁迅深层思想的变动有关。袁盛勇指出，鲁迅的复古倾向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联，当鲁迅超越留学生的普遍水平而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才在更高的意义上真正开始了独特的文化建构活动，他所由此而具有的‘复古倾向’也才真正显现了自身的积极作用”(13)。恰恰是在仙台，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项义华认为，鲁迅在东京时，生活在留学生社群中，“可以在思想上做一个异类，但毕竟在现实中还是同类”，而他虽不乏爱国情怀，但对当时的激进革命势力还是有所保留的，是以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离开漩涡中心东京，来到偏僻的仙台。在仙台，鲁迅是孤立的中国人，变成了“现实中的异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情感也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当时日俄战争正在中国东北激烈展开，鲁迅也非常关注。早在东京，日本人对清政府在战争中“宣告中立”便大加嘲讽，鲁迅还曾因此与当地人发生过冲突；此刻仙台市民多次举行庆祝日军攻占中国东北城市的大会、游行，势必给鲁迅更为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情绪下，鲁迅得到《黑奴吁天录》后一口气读完，随即在写给朋友蒋抑巵的信中，感叹黑奴悲惨命运，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