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2-0108-14 一、鲁迅反传统的现代意义及其凭借的传统资源 随着1980年代初海外新儒家的重新登陆和1980年代中后期林毓生的五四全盘反传统说、余英时的五四激进说的提出，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后，在对五四“重申”、“重估”、“重释”的新一轮五四反思中，五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不断被询问的核心命题，而作为五四代表性人物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而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以新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持“断裂说”，认为五四激烈的“全盘反传统”思想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甚至认为五四是“文革”的先河，“文革”与五四一脉相承，并将五四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典型个案鲁迅押上了审判台；而在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重续学术传统为旨归的学院知识分子则致力于挖掘五四反传统思想借鉴的传统资源和鲁迅与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凸显不同以往的五四和鲁迅的另一面相。于是，围绕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当下愈演愈烈的国学热衷，出现了文化罪人、国学家或学问家两种看似相反的鲁迅形象：一种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彻底性，认为鲁迅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要问罪于鲁迅；一种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着眼于鲁迅本身深厚的国学修养以及鲁迅突出的典籍整理、学术研究成就，由此型塑学问家鲁迅的形象，以区别于固化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为知识分子的学院化或学术转向寻求象征性资源；甚或在甚嚣尘上的国学热潮中，干脆将鲁迅收编整合进来，以壮国学大合唱之声势。但这两种看似相反的鲁迅形象的型塑，其深层的意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无论是向鲁迅问罪还是为鲁迅辩护，其评价的价值取向则都出自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只不过，前者对鲁迅反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鲁迅反传统反错了，至少认为鲁迅反传统的历史负面性要大于正面作用；而后者在发掘鲁迅对传统的承继关系中或多或少遮蔽了鲁迅反传统思想的现代品格。 不错，鲁迅不反对真正的国学研究，而且是一位国学功底深厚、对国学很有造诣、见解独到的学问家，但他又是一个对溢出学术领域的国学思潮反对最有力的人，这从他对五四前后的国学思潮持坚决批判的态度上不难见出。如果把国学视为传统文化，可以说鲁迅一生都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批判。毫无疑问，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以立人思想为基点，以国民性改造为现实指向，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境遇和人的生存境遇出发，立足于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对儒家思想负面性的彻底清理以及对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的道家思想负面性的深入揭批，伴随了鲁迅一生。早在20世纪初留日期间，鲁迅就开始思索和估价中国文化，对以儒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①正因为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旨在于不扰乱人心，故而严重地束缚和禁锢了人的精神的发扬，使广大民众处在沉默地驯服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顺从、忍耐的奴性性格，因循守旧，封闭僵化，丧失了反抗、进取和创造精神；也正是这种“安弱守雌，笃于旧习”而恶进取的文化，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不能迈入现代，“不能争存于天下”。②因此鲁迅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呼唤“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的“摩罗诗人”。自五四时期直到晚年，鲁迅无疑是反传统最力者。1918年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惊世骇俗地揭示出“四千年”的“吃人”历史，此后一系列杂文、小说对“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③：从孔孟经书到二十四孝，从祖先崇拜到灵学派，从“保存国粹”到“东方文明”，从《估学衡》到《咬文嚼字》，从《我之节烈观》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华老栓用人血馒头治肺痨到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从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迂腐潦倒到祥林嫂“人是否有灵魂”的发问所面对的生死两难，从闰土的悲苦与麻木到伸长脖子围观杀头的看客们的满足与漠然，从《孤独者》魏连殳深夜里发出的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的长嗥到《太平歌诀》“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的南京民谣……鲁迅尖锐而深刻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等级观念和愚民术，揭示侵入人心的封建意识所结成的“无主名杀人团”对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戕害、吞噬，剖析和揭批封建专制文化钳制下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心理。在传统机制已全然失效，传统社会秩序全面解体，传统文化分崩离析又不甘退出历史转而顽强防御、阻碍新文化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正是由于五四致命的一击，由于鲁迅及其同时代人陈独秀、胡适等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一面所作的彻底清理和扫荡，才使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现代意识在中国社会中逐渐为广大知识群体所接受，并渐渐渗透到民众生活之中，从而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化。所以说五四结束了旧传统，开创了新传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鲁迅、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激进派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是他们造成了传统的断裂。 首先，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古老中国而言，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割断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力量的过于强大，才导致了五四激进派不得不以偏激的策略化的姿态来与之对抗。就传统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内蕴复杂的结构，上及精神信仰下至生活实践，大致包括终极实在、观念、制度和行动四个层面，是一个涵盖面极为广泛的系统。被指责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者的鲁迅、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不少人在观念、制度层面对儒家专制主义体制、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予以猛烈的抨击，但在生活实践层面，却是传统家族伦理的身体力行者：对祖先祭之以礼，对双亲敬之以孝，对兄弟事之以悌，对父母包办的婚姻竭力维持。这点连最先以全盘反传统主义指认五四激进派的林毓生也意识到了，认为鲁迅在“隐示的、未明言的层次”，又能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或道德的价值”。④由此也足见传统并非那么容易断裂。其实，五四先驱对传统道德也并非一概否定，陈独秀就明确指出，传统道德中的一部分是中西应遵循的普遍之道德，他反对的是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旧的伦理道德。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少数在野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人组成的激进阵形，更有庞大的人群构成的保守阵形。五四反传统思想在其时给大众造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五四对儒道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对现代思想的大力鼓吹之所以能在日后得以光大，恰恰在于五四思想的合理性，因而才为中国社会所需要。 其次，作为一个传统过于强大深厚的国家，外来思想的移植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础上，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绝不可能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所谓五四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也就是五四移植、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思想，以民主、共和、平等、自由、公正、科学、理性为主要内涵的价值观念和个人本位思想，冲击了儒家专制政体、纲常伦理、家族本位思想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但是，这些现代思想的移植与引进却往往需仰仗传统意识的支援。扬佛墨抑儒道是近代颇具影响的思潮。梁启超把墨学类比于西方的基督教和近代民主精神，在墨学中发现利他主义、牺牲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担当意识，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⑤墨学的兼爱和佛学的众生平等，往往被类比于西方的平等观念，梁启超就认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⑥；章太炎更是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他还将佛教“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教义，解释成“佛教最恨君权”、“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⑦而儒家的君权神授、等级观念以及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由于与平等自由的世界思潮、近代社会“适者生存”的残酷现实及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境遇相抵触，而遭受批判。这表明，基于中国现实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外来思想的移植，也必须栽种在传统的土壤上。而要让移植过来的外来思想真正扎根、成活、繁衍，更是需要经由传统的淘洗进行本土化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