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开成立大会，至今已经80周年。80年后还要认真地谈左联，可见左联对于读解现代中国文学品格与命运，具有不容忽视的本质性的价值。讲现代文学史，不涉及其本质则已，若涉及本质性的阐释，就不能回避左联了。这本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常识。同时应该注意到，以当时思想文学界的第一人鲁迅为左联的盟主，无疑提升了左联的文化档位和社会影响力，并且通过联合创造社、太阳社而成为政治性文学团体，在对抗统治当局的文化专制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格局、审美品格和历史命运。因此，文学史往往把1928-1937年这个红色潮流翻卷的年代，事出有因地叫做“左联十年”。 “十年”这种历史时段划分，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发展中的意义非常特殊，十年往往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坎儿，说明中国社会与文学的转型，处在与按部就班的修修补补迥然有别的动荡的激进时期。“左联十年”恰好处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中段，因而适逢其时地成了现代文学为辛亥革命进行文化启蒙的补课，转换到为新中国的到来进行社会反抗的动员的“枢纽性时代”。文学有点亢奋、有点慷慨地牺牲自己的审美风度，而成全了自己挺身担当的政治诉求。而且这股亢奋之气在文学领域横冲直撞，强烈地宣泄社会不平之气，它由此获得一批带点“愤青色彩”的读者之时，付出了浑厚沉着的传世魅力的代价。毋庸否认，政治性乃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强势的性格，研究现代文学而回避政治性格，或者对政治性的关联只做简单化的褒贬，或者以翻烙饼方式轻易谈论所谓“解构”或“颠覆”，痛快也许痛快矣，但总是令人感到多少有损于学术的历史感的厚重和深化。左联与鲁迅的命题，是牵涉着现代文学基本性格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命题，它关联着文学、政治和现代性的深度解读，关联着现代文化发展的沉重体验。如果不能胜任这种体验和解读，又何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上有能力、有分量的学者？ 历史是尊严的，历史因与现实发展的深度联系，而获得现代价值的尊严。对左联、对鲁迅的纪念和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地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关联脉络，采取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回应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上重要而新鲜的问题。学术研究的炒冷饭，总是乏味的。《说文解字》引《左传》：“反正为乏。”乏字在篆体中，是把正字反转过来。只有摒除那些缺乏新意、缺乏兴味的套数，我们才能回归学术文化的正道。我觉得，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一，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二，鲁迅思想与现代国学；三，鲁迅在接受新兴思潮的过程中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本文想就这三个问题提供一些看法，以就教于现代文学界诸位师友和同行。 初章 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 为什么以“三章”为题呢？章的本义是乐章，“乐竟为一章”，后来引申为文章，即诗文的单元。既然现代学术史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左联的。而且每当现代文学要认识自身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和历史命运的时候，总是把左联研究作为重要的学科命题。那么，我们就要认真考察文学史的这一章是如何翻开，如何定调的。在当下，就要思考如何进入左联，分析它的声部、旋律及现代性回响，而不是回避或弱化左联研究，对历史的声音充耳不闻，那样的研究是肤浅的、隔靴搔痒的。然而回顾学科的历史建构便知，1950-1960年代，何尝不是高度重视左联，何尝不是高调地把左联的成立，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但那时的左联，还是没有充分历史化的左联。其多数成员出生于20世纪之初，此时正当盛年，或居政治体制中的文坛高位，手握重权，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刺于马下，成了阶下囚。因而对左联的解释，现实的政治标准往往大于历史的存在。标准大于存在，也就是主观大于客观，这是高歌猛进的历史背后隐藏着的学术的悲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首先要解决的是“文革”中、甚至“文革”前的文学政治标准的倾斜、扭曲和崩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人生悲剧。拨乱反正的“正”，备受关注的是政治的“政”，一时还轮不上文学本体的“正”。这或许与左联的历史化的充分程度，还留有缺口有关。 不过，左联研究毕竟已经逐渐获得相对充分的历史距离了。其后左联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作家社团，在引入文学社团研究和政治学研究角度的过程中，获得诸多值得注意的创获，但也受到所谓纯文学视角及形形色色思潮的阐释、解构和贬抑。在“现代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流行术语，甚至到了几乎无人不操弄现代性腔调的时候，左联研究也受到了腔调的试炼。于是左联研究与文学现代性，在纷纭众说中，也就成了具有丰富的、甚至是多义的文化内涵的文学史命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生对中国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9年的30年间，中文期刊发表的研究左联的文章1622篇，其中核心期刊571篇，高于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社团的新月派(114篇，核心38篇)，约在14—15倍。在21世纪初的十年“现代性”概念大为流行的历史时段，核心期刊上研究左联的124篇文章，也比研究新月社的10篇文章多上12倍。这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了一些“发扬革命传统”的纪念文字之外，已经开始运用学理思维，是透过左联、而不是回避左联，来透视中国新文学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现代性特殊形态。在认真清理左联史料的基础上，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一是在理论方式上，考察隐藏在“意德沃罗基”(Ideologie)、“奥伏赫变”(Aufheben)、“艺术的武器，武器的艺术”，以及“壕堑战”、“韧的战斗”背后的自身现代性的存在形态和发展形态；二是以开放的眼光，考察1930年代国际性的“赤潮”，包括“拉普”、“纳普”和欧美部分作家左倾，它们作为一种国际文化生态与左联的思潮、创作的互动关系；三是对左翼作家作品，对当时的文坛论争、翻译及其与文化思潮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在多种维度上舒展开了，虽然良莠不齐，深浅有异，但对于真实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精神谱系的完整结构和变化过程，对于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地图，都是很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