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6-0143-06 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共生共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广阔视阈，不同文化、不同立场之间的“他者”形象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形象”实际是中国人视野下文化多元综合的概念。作为一个跨文化文学研究的范畴，我认为“中国形象”至少有这样几方面内容：首先，她体现在作家笔下实写的具体生活和文学形象，甚至包括作家本身的人格形象；其次，文学是诗意的人生形式和文化存在，文学形象还应该是一种“经验世界”的情感和想象空间的精神化呈现；再次，“中国形象”还应该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她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生成和衍生，有着自身文化历史发展的痕迹；同时，“中国形象”更属于一个开放的异域文化参照下文化间对话和迁移中生成的形象；最后，“中国形象”的命题，既交叉着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又有理论的经验体系，即包容着诸多理性的基本元素。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实实在在所指的社团流派，还有着精神化和理性化诸多文化元素的能指和互动状态。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催动下诞生的，异域(全球)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承传交互作用下的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生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观照意义。这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中国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其他形象、语境中重构而来，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其生态结构的构成实际创造了一种概念的、空间的、存在的多种形象互动影响的文化对话新平台。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流派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作家组织，是在文学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生成了自己的“中国形象”。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诞生一方面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的外力推进，一方面是晚清改良至辛亥革命再至新文化运动爆发内部文学应变的调整，另一方面是由军事外侵而来的文化对峙和世界文学的参照。这三者合力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团体组织，其主体的个体与群体作家，自然无法不负载着这一时段历史社会的政治内容，甚至也与其他文化因素相联系。任何形象间载体实际是两种以上的文化对话中的相互影响运作，诚如丹麦学者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所言：“一种形象绝不仅仅具有一种直接可读的内容。洞悉一种形象的内涵总是暗含着形象本身的视角与使用或产生形象的视角之间的摆动。”[1](P209)由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晚清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各种秘密会党实属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反清力量，同时，各地又有一些来自基层和民间的同人会社，像中国教育会、体育会、演说会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南社似乎兼顾两者之间，由最初的文人雅聚而结社，再到形成规范的社团组织。有人还做过这样的统计，从1903年到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先进人士，后来大都加入过南社[2](P396)。南社社员身上的革命豪情，与抒发情怀的诗文的丰富多彩，构成了南社不同于其他社团的独特文化底蕴。南社诗人的诗风有豪情激荡，汪洋恣肆，纵放横行；但其中也有个人情致，感伤缠绵，歌泣无端，低回婉转。南社诗风大有龚自珍的亦箫亦剑之双重互补特性，表明的是多元文化因素的渗透。之后，在现代中国新文化中的新文学作家群体，最突出地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对于社会时代使命感的认同，钟情于思想政治文化的思考，新文学的平民诉求和白话形式成为他们普遍通行的传达思想的载体。这使得他们个体与群体的“中国形象”都游弋于时代社会与文学之间，受双重或多重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中国形象”从其诞生伊始孕育于文学与文化同体胞衣。 19世纪末20年代初，中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鸳鸯蝴蝶派、新潮社、新青年社、曙光社、新社会、文学研究会等各种现代中国文学群体应运而生。《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早在前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就提出西方国家主义的概念，发出“国亡家破”之感叹[3]。这才有了后来1915年的“敬告青年”，及“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引进，最早倡导和实践“新文学”的正是由《新青年》的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组成的作者队伍。再看“文研会”，这个纯文学社团意识中的思想启蒙的文化理念自然不必多言，重要的是他们结社文学观念与文化因素的掺和在当时作家身上十分普遍。作家们参加哪个文学群体在当时有很多非文学的偶然性因素。比如郭沫若明确说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4](P127)。当年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时“有过一封信寄东京田寿昌(田汉)，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后来的创造社和“文研会”的对立，与这一次的有意无意的“婉拒”邀请不无关系。因为，本质上倡导新文化、新文学没有分歧，大家都是一个群体。“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4](P87、91)。1930年代初，受共产国际影响，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左联”作家团体，虽然强调建设大众文艺、革命文学是“第一重大问题”[5]。但是，开展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批判的无产阶级运动，即要求作家“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6]。这种阶级话语实际始终统摄着这个文学作家团体的精神取向，坚决反对感情主义、个人主义等罗曼蒂克倾向，强调作家必须开始“一个为着普洛现实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必须“表现真正的生活”[7]。这也是“左联”的基本主张。同样，1940年代抗战初期成立的“文协”是全国政治统一战线之下的文艺界大联合团体。这是战时作家文艺家的可以依赖的组织。“文协”成立以后，自觉将文学的追求与历史的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顺应抗战的需要：“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的伟大光芒，照彻全世界，照彻全人类，……希望大家来树起全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8]“文协”表示：“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9]。“文协”团体既承担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民族危亡的伟大抗战的伟大使命，又最大限度地调整了广大作家的精神向度，使他们在战乱的时代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