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通过舆论评议、市场购买两种途径对文学产生影响，但其影响需从两个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历史的群体的影响力而言，读者影响十分巨大。千万读者的整体力量与漫长阅读史的累积，最终裁定着“经典”与“传统”。然而作为具体个人，读者除了能在私人阅读中通过创造性想象获得审美愉悦外，他在现实中却是无力的，“不能对大众媒介的运作产生什么影响。”①这可谓文学领域自古以来的“成规”或“心照不宣的协议”②。但1949年后，新的接受制度的建立，史无前例打破了这种“成规”。读者跃升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足以使作家都“按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来进行自己工作”③，甚至令人生畏。这种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既源于体制创构，也是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演变的自然结果。对于后者，马以鑫等学者有所关注，但未对左翼文人、政治家在阶级/国家的想象空间内有意识建构“读者”概念的历史过程加以专门考订。 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者，古代文学“读者”包含两类，一是辨味批评中的“知音”，二是儒家视野中的被教化者。近代以来，迫于国族政治的压力，梁启超、鲁迅等人谈论的小说“读者”，主要是指第二类受众，即作为被启蒙者的读者。不过，与古代往往不识文字的第二类读者(听众/观众)不同，“五四”新文学的“读者诸君”事实上主要集中于青年学生及同等水平的受教育群体。在这类读者身上，鲁迅等寄予了重塑“国民”的期望。按照接受美学的分析，这种期望是文学对社会的“造型功能”的自然反映。姚斯认为，在审美方面，文学“通过为首先出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新经验内容预先赋予形式而使对于事物的新感受成为可能”，“预见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为新的欲望、要求和目标拓宽有限的社会行为空间”，在伦理方面，文学通过对读者期待视野中关于生活实践及其道德问题的期待作出新的回答，从而强迫人们认识新事物，更新道德伦理观念，把“人从一种生活实践造成的顺应、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④这些被寄以希望的青年读者，往往被作家想象为节衣缩食、充满求知欲的热情青年，他们与作家被有关国家的共同想象联系在一起。显然，“五四”新文学的读者数量不多，也不具备象征权力，现实影响力微弱，对媒介与作家写作没有直接影响力。这种读者概念“五四”以后在非左翼文学中一直存在，直到1949年被左翼文学“读者”完全遮蔽。 左翼文学中的“读者”与“五四”大有差异。如果说，“五四”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那么左翼文学则将读者指认为“群众”。“群众”概念在中国革命中主要指处于经济弱势与政治边缘的下层阶级。革命目的是通过下层阶级的暴力，颠覆、重建社会资源配置结构，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目标。“群众”与“大众”、“人民”两个概念关系密切。“群众”与“大众”所指对象类似，但“大众”是启蒙主义概念，强调下层阶级被教育、被启蒙的特征，“群众”则是马克思主义概念。它具备三层新的阶级内涵：群众是革命的现实基础；作为被凌辱被剥夺的下层阶级的集结，“群众”蕴涵着道德优势，它赋予了为下层阶级争生存、争权利的革命无可辩驳的道德正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阶级，“是创造历史的动力”⑤，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者，革命因此具有超越现实的历史正义。这三层阶级内涵，使“群众”拥有价值输出和意义配置的巨大象征权力。在这一点上，“群众”概念实与“人民”相通。形式上，“人民”系指所有国家公民，但实际上它强调的仍是阶级群众。故在革命中，任何概念一旦与“群众”、“人民”概念成功匹配，便会获得超越现存秩序之上的道德优先与历史正义，获得巨大话语权。建国后，文学读者“生杀予夺”权力的获得，即部分源于左翼文人告别“五四”，用“群众”符号对“读者”概念的重新建构。 “读者”概念与“群众”概念最初接触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这些革命作家本未将读者问题设定为讨论对象，但他们对于“革命文学”服务对象的阐释，使“读者”概念出现“大众”与“群众”之论辩。在论争中，革命作家发表系列文章，如《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蒋光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等。成仿吾称，人类历史已经历有产者、小有产者两个时期，现在进入了以“一般无产大众”为“主体阶级”的时期，故“现在的革命文学必然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革命文学的服务对象应是“大众”，作家应“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走“向那龌龊的工农大众！”⑥成氏的提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服务对象”的说法比较巧妙。成仿吾知道当时文学事实读者是青年学生，并非“无产阶级”，但他要求这样预设。二，成仿吾“大众”概念含有启蒙色彩(如称之为“龌龊的”)，但他又将之与“无产阶级”、“工农”连用，并界定为历史发展“主体阶级”，这实把“大众”拉向“群众”。接着，成仿吾在化名“石厚生”发表的文章中，甚至要求将普罗大众的接受趣味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获得大众，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结局，还是小有产者的手淫吧”，它“必须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欢爱。”⑦成仿吾在这里将“小有产者”排除在“大众”之外，实已将“大众”提升为阶级性“群众”概念。钱杏邨同样希望抹除“五四”文人的大众观，而将“大众”重释为“群众”，“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而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绝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⑧ “革命文学”的倡导为彷徨歧路的文坛带来兴奋。但革命作家将“大众”提升为“群众”并以“群众”来规约文学的新异做法，也颇使人不安。1928年10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刊出《从牯岭到东京》一文，直接对阶级性的“群众”概念提出质疑。茅盾认为，“群众”不当仅是工农大众，而应包括“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他又以“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为题，讨论了读者与群众的关系。他认为，革命文学的事实读者与其应该的服务对象(群众)并无实质关系： 什么是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或者有人要说：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的，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能够”做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但是事实上怎样？请恕我又要说不中听的话了。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结果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你的作品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