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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对于1930-1937年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重读的学术价值，分析了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交往的三种话语范式。在分析的过程中并对该刊所发表文章、作者群以及撰稿意图做了分类与考察。进而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语境下，三种话语范式与时代语境结合导致了两个重要公共交往现象的产生：实用理论成为译介主潮与时评的兴盛。
作为一份存在时间较早且由大学独立办刊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创刊于1930年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下文简称《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本应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但从研究现状上看，与《复旦学报》(创刊于1917年)、《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暨南学报》(创刊于1936年)以及《东吴学报》(创刊于1905年)等同时代重要的人文社科学报不同，国内学术史界与文学史界一直缺乏对《季刊》做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无论是大陆学术界，还是台湾学术界，尚无一篇关于《季刊》的专门研究论文①，对于《季刊》亦只限于对于某些刊载过的具体文章引用，而且这些引用仅限于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胡适《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等名文，而这些引用者部分都是从朱东润与胡适的文选中“二次转引”，而非直接从《季刊》直接援引而来(上图为《季刊》封面)。 从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对于《季刊》的解读并非只限于对于具体一所大学或一份期刊的研究，而是侧重于对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史诸多现象的个案考察。毕竟作为国内人文社科学术重镇的武汉大学，其社科学报必然有着较强的反映与说明能力。 本文之所以选择1930-1937年的《季刊》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史本身有着非常特殊的研究意义。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内知识分子阵营开始呈现出了分化瓦解的倾向，公共交往的内部秩序开始因为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战争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以及部分大学的西南迁移，促使了“滞留者”与“迁移者”因地域上的不同导致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待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战前知识分子的文化场域与公共交往的状况早已是分崩离析、不复存在②③。 因而，对于该时段《季刊》的史料研究就便有了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从更具体的角度上讲，研究《季刊》既可以独具角度地考量现代中国学术史，亦可以透视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与话语空间的具体形态。 一、天下公器：《季刊》的创刊及其作者群分析 
准确地说，《季刊》创刊于1930年4月。 《季刊》的创刊，与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的关系密不可分，此时正值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武汉大学发展到了其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其文科学群领军国内文史哲研究界，云集了闻一多、黄侃、谭戒甫、郭斌佳等一批人文社科顶尖学者，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南文科重镇”。 但与全国其他同类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尚无一份成规模的文科学报，作为法学家的王世杰通过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比较考察，决定在武汉大学兴办一份文科学报。 《季刊》创刊于1930年4月，停刊于1943年。史实证明，武汉大学南迁乐山以后该刊曾多次休刊，缺乏连贯性，且装帧设计也大不如前。最终在1943因为财力人力的不足而导致正式宣布停刊，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包括1937年之后的《季刊》。 《季刊》中唯一一篇由王世杰所撰写的文章是“创刊号”中的《创刊弁言》(见左下图)，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我们可以窥得一国文化所能到达的程度”，并且提出了《季刊》所创办的缘由： 国立武汉大学同人，鉴于国内学术期刊之缺乏，且因深信“集合的研究”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乃一再集议，决定刊行三种期刊，即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④。 从王世杰的《创刊弁言》中可以窥探到两条信息：其一，王世杰所说的“国内学术期刊”缺乏乃是假托之词，因为当时国内学术期刊虽不多，但也未到“匮乏”之境。纵然不算《现代文学评论》《学衡》等团体、官办学术刊物，仅就《东吴学报》《燕京学报》等校办社科类刊物而言，总共也有近二十余种，并不能算是“缺乏”，但是他所提出的“集合的研究”却是一个相对较为新颖概念，这意味着《季刊》形成了在研究力量上的“聚合”与研究观念上的“独立”，因而并不排斥有不同学术身份及主张的撰稿人；其二，《创刊弁言》中所提到的“校外学者”当是一个颇具意义的研究入手点，因为与团体、官办学术刊物相比，大学学报更有一种摈弃门户之见开放性，这与当时的大学制度亦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季刊》也云集了一批国内不同学术背景、观念主张甚至不同政见的撰稿者以及不同学科门类的文章。 纵观1930-1937年的《季刊》，作者及其个人发稿量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