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洪子诚、陈思和、董健、王彬彬、陈晓明诸位先生，都先后个人撰述或者领衔主编过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著作各有千秋，叙述当代中国文学史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但我个人感觉，这些文学史，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生和变化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甚至更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比如与华中师范学院上世纪60年代初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相比，改变最明显的是学术评判立场，对于同样的文学活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其他文学史现象，前代文学史叙述与后来文学史叙述，在史料方面差别并不很大，而评价立场和价值选择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相当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现象，撰写当代文学史的人改变叙述立场是自然现象，但改变思维方式却需要新史料的发现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地位问题，近年也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现在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地位还不坚固，经常有学者怀疑它的存在价值，但问题发生在何处？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是出在史料的拓展上。 凡成熟的学科，必有相对稳定的史料基础，所谓稳定的史料基础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史料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史料是构成后来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文献，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讲过，能扩展新史料和使用新方法，学术就进步，反之就退步①。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即具有较强的史料意识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建立中，史料意识缺乏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学科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十年左右，即有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同时阿英等人随时注意搜集和保存了新文学发生时期的基本文献，或者给出了基础的史料线索和方向，这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奠定了文献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并不牢固，但这个基础的文献底子还是建立了起来。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初期没有建立清晰的史料意识，后来也缺乏对文献完整和系统的整理，这些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地位的稳固性。 忽视对当下文献的保存，是一般人类的弱点。贵远贱近的习惯，让我们很难对当下史料有清晰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重视，在观念上我们没有争议，在意识上我们也有自觉，但在真正的实践中，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还不扎实。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在基础史料方面，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编辑一种中共中央相关文艺政策汇编(包括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至少应当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文件索引；再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主要依托报纸、期刊，但我们关于这一段的相关文献却很缺乏，不但没有专题性的目录，甚至连较完备的期刊索引也不具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还没有建立史料基础，学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般只依靠一本普通的文学史教材，很难产生对这门学科的敬意，而其他的历史学科，不但有史料基础，更有研究方法和理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建立史料基础的工作应当提上日程。现在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缺乏完整和系统的整理，就是“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也不容易找到这个时期完整的期刊，甚至我们连目录索引(尤其是地方性文艺期刊)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地方性文学活动的详细情况，更是难得一见。还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里出现过相当多的学生文学期刊，如北大的《早晨》、《未名湖》，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中山大学的《红豆》以及地方大学中出现的同类期刊。这些期刊上有相当多作者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期刊可以很深入地分析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可惜现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生文学期刊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这一时期完整的期刊目录，研究者有时会感到无从下手。至于“西单墙时期”涉及文学活动的文献，现在除了关于《今天》杂志有较完整的文献外，其他期刊的整理都不够完整。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建立中，不是没有史料工作，而是没有完整和系统的史料工作，零散的工作引不起学界的重视，而完整和系统的史料工作，一是需要长期积累，二是这个工作相当枯燥，三是不大可能获得名声，但作为学科基础建设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献学基础。 没有史料的拓展工作，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只能依赖固有的史料，改变叙述方式或者改变评判立场，一般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方式，而这个简单的转换，对于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由于没有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自觉意识，所以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更注意文学批评，而相对忽视文学史料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更在意阐释，而较少注意对文学史事实的清理，研究者较多注意使用公开报刊的史料，而很少有意识深入拓展公开史料背后的材料。 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时代环境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方向，目前还不为研究者注意，这就是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材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内部报告，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即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全国人大秘书处编辑的《代表来信》等，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其中涉及文学活动的时有所见。另外《文艺报》当时编辑有两种《内部通讯》，一种是给通讯员的，一种是编辑部内部使用的，其中多有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内部情况。作为史源，内部材料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出版文献的价值，因为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争论，有非常复杂的人事纠纷和行政矛盾存在，这些现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宗派性活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内部材料”获得史料线索，从而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方向。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发生，其中涉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作家和学者如周扬、丁玲、冯雪峰等，但这个案件发生的初始原因，在一般公开的文学史料中还不容易看明白，这就需要参考当时《文艺报》编辑的两种内部通讯。注意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当时编印的“内部史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史料意识自觉的表现。当然这些材料的使用，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意识，就是在使用时要了解相关的保密原则，如果涉及的文献情况比较复杂，最好能寻求相关部门的认可，不然容易出现一些研究者意想不到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