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略谈香港》的注[15]原文如下： 陈大悲(1887-1944)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剧作家。1923年8月，《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9月17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此中有两处问题，首先是陈西滢文章发表的时间错误，其次“徐丹甫”应是梁实秋的笔名。 查《晨报副刊》，陈西滢的文章连载于1923年9月27日、29日、30日，并非注释中所说的9月17日；陈大悲翻译的《忠友》连载于1923年8月13日到31日，9月17日刊登了他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另一个剧本《有家室的人》。① “徐丹甫”则是梁实秋在1927年5月1日到8月9日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时所用的笔名之一，梁实秋1986年在《我与〈青光〉》一文中明确提到：“我当时使用一些笔名，如秋郎、谐庭、慎吾、徐丹甫等。”②他在《青光》上以“丹”、“丹甫”、“徐丹甫”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有12篇，但《青光》只办了半年左右，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刊，占一页的一半，大约可以容纳一万多字”③，所以影响有限，1927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了“秋郎”的《骂人的艺术》，选录了发表于《青光》上的小品文字47篇，大家因此更多记住了“秋郎”这个名字，“以后我很少用笔名，近三四十年绝对不用笔名”④，这也应该是“徐丹甫”此名少有人知的重要原因。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最先发表于1927年6月4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在《略谈香港》一文中鲁迅说：“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显然，鲁迅看到的其实是香港《循环日报》的转载，他当时并不知道“徐丹甫”是梁实秋的笔名(就现有资料看，他后来似乎也不知道)。鲁迅明确具体针对“梁实秋”的回应是《卢梭和胃口》，此文批判的是1927年11月《复旦旬刊》上发表的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因此各种关于鲁迅和梁实秋论争的文选多从此文开始。⑤在鲁迅研究界比较著名的资料中，《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虽然收录丰富但没有此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薛绥之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收录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署名“徐丹甫”。 鲁迅研究界最初不知道“徐丹甫”是梁实秋的笔名说来也不奇怪，因为国内早先出版的一些梁实秋传记也不清楚此事。据笔者目力所及，最先是1997年黎照在其编选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收录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并特别强调“徐丹甫”是梁实秋。随后陈漱渝根据黎照的选本在其主编的《鲁迅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也收录此文，但署名却直接改成了“梁实秋”。总的来看，这两个选本在研究中引用不多，2002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中全面收录了包括《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在内的所有《青光》中的文章，此后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此文的重要性。⑥ 作为先行者，黎照在其编选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的“前言”里批评了“迄今的一些史籍、书传，皆认为鲁梁论战的年限始于1928年”的看法，特别提到了1926年3月25日在《晨报副镌》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和以“徐丹甫”为笔名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的重要性。这个认识显然极有见地，梁实秋不仅是1927年6月4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批评鲁迅，6月5日他又以“徐丹甫”的笔名在《时事新报·书报春秋》发表《华盖集续编》专门指向鲁迅，这篇文章研究者注意的也不多。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不仅对研究鲁迅与梁实秋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此文揭露的北京文艺界的状况也很有价值。譬如其中提到的关于陈西滢的事，梁实秋认为1923年底陈西滢针对陈大悲的戏剧翻译的批评是“北京文艺界分门别户之导火线”，“结果是孙伏园先生飘然引去，另办京报副刊周氏兄弟也随之脱离晨报关系。晨报社改聘了徐志摩先生为副刊编辑。文艺界的门户之争，从此开始”。⑦过去谈到《京报副刊》和《语丝》的创刊一般都会参考孙伏园、鲁迅的观点，认为孙伏园离开晨报主要是《我的失恋》的原因，后来又增添了周作人所说的关于《徐文长的故事》的事。梁实秋显然提供了另一种值得考察的说法，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各种因素，研究者对此关注的不多。⑧梁实秋还提到了很多关于北京文艺界的有价值的信息，此文的意义不次于高长虹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不过正如高长虹的文章不能完全采信一样，《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也需进一步考察，尽管梁实秋说自己“和北京的文艺界却很接近，不拘那一派，都有我的朋友”，自认为是“忠实的纪述”。⑨ 总的来看，部分学者是了解“徐丹甫”即梁实秋这个信息的，但《鲁迅全集》的注释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出版的《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中的“梁实秋”条目仍旧没有提及此事。考虑到《鲁迅全集》的巨大影响，将此注释存在的问题指出来并加以修正应该是很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让研究者关注注释中提到的文章的重要性，这两篇文章从时间上将我们对陈西滢和梁实秋之于鲁迅关系的认识大大提前，限于本文的论题，此不多述，具体的研究尚待后来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