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0)04-0012-05 脱胎于中国新文学的新马华文文学①与她的母体一样，由于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使命，从一开始就与现实主义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20年代初，还处于发轫期的新马华文文学呼应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暴露黑暗”，“为人生而艺术”。方修考察梳理新马华文文学时明确指出：“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不是浪漫主义，更不是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等等。”②2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华文报纸副刊的编者如黄振彝、张金燕、陈炼青等开始提倡“南洋色彩”进入文艺，目的是改变新马华文文学浓厚的“侨民意识”，希望文学／文艺多描写南洋的现实风貌，扎根于南洋。随后，相继出现了提倡“新兴文艺”的运动（1929年）、“马来亚文艺”的论争（1934年）以及“抗战文艺口号”的论战（1938年），都表明新马华文文学想摆脱中国新文学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发展的愿望。它们仍然是在现实主义层面进行的，强调文学应该多反映马来亚的现实，不要老写“侨民题材”。1947年至1948年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是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与主体性确立的关键，焦点依然集中在现时的文学是反映马来亚地方现实还是书写中国内地题材的问题上。这一切都说明，新马华文文学在试图建构自身独成体系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增强，侨民意识淡出，逐渐脱出直接呼应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格局，但现实主义精神并没有由此减弱。50年代以后，新马社会历经一波三折的政治变动。1946年至1950年的宪制改革，将非巫族马来亚公民权益问题提到历史日程，1948年为了对付马共全国进入紧急法令状态和1957年围绕马来亚独立宪法制定前后的风波，使“政治民主”、“文化多元”问题成为新马华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一切都使新马华文作家不能不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适时提出，在思想意识上明确地向马来亚华人灌输国家观念，加强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文学功能上则倾向于强调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充溢着为民请愿的激情。所以，新马华文文学即使在已中断了同中国文学现实形态和思潮的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现实主义轨道上运行。从以上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流非常符合当时的史实。 现实主义作为最强盛的创作力量活跃在新马文坛上，有力地介入到社会人生的诸多层面，但这种情势到了60年代开始分化瓦解，并非现实主义对立面的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给新马文坛带来了持续近20年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如果说马来亚独立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一直存在着“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之争，那么独立之后至70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从未断歇过。这两大跨时代的论争，前者确立了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与主体性，后者则创造了“东方现代主义”，使新马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相接轨。因此，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予以关注，是我们了解六七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1961年，忠扬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第二次马华文艺座谈会上发表《关于马华文艺的思想性》的演讲，开篇指出：“我们如果肯定马华的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是在于反映马来亚社会现实的真实，并通过对于典型环境的典型形象的创造，来达到教育广大人民的目的，进而完成其基本任务，即是在人民的爱国事业中（一）担负意识斗争的工作；（二）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要求。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马华文艺因为在客观上遭受到巨大的压力，以及自身还缺乏与劳动人民取得紧密的结合，所以被迅速发展着的社会情势，远远地抛落在后头了。”③忠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困境，但由于“当局者迷”，他一时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现实主义会在新时代举步维艰。他只是把责任归咎为马华文艺的思想倾向出了问题。他在演讲中列举了四种亟待批判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正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文艺的表现。也就是说，忠扬在此将现实主义的萎缩归因于现代主义的崛起，要求重新调整马华文艺的思想倾向。作为现实主义的忠实服膺者忠扬，对现代主义艺术展开全面批判的文章是1962年发表的《评仲达的表现主义理论——兼论现代派艺术》。在文章中，他分析了现代派艺术产生的土壤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哲学思想基础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它“背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原则”，是“较之前此的形式主义更加荒谬绝伦的新型形式主义”。对于现代派主张“艺术家内在精神才是艺术真实的基础”，“完全摒弃过去的一切艺术传统”而“出‘新’制‘奇’”颇不以为然，尤其是强烈地批判了仲达所认为的“表现主义”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质”，以“一草一木”暗示社会本质的荒诞。在他看来，“唯有狂妄的神经质者才敢大言不愧地自认‘个人的意识可以表现出人类的全意识’”。另外，忠扬认为现代派艺术所表现的“空洞的、颓废的、神秘的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唯心思想”，客观上“消解了人民群众的斗志”，而现代派片面地热烈地追求“形式的唯美、绮丽、怪诞、刺激、新奇”，则会“误导人们走上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艺术道路”④。可以看出，忠扬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对于现代主义的“打破传统”、“新奇”、“颓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虽有偏激的一面，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读者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