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解读

      一、战前对鲁迅的接受

      1、世界上最早的对于鲁迅的介绍

      20世纪的日本，应当是对中国同时代文学最为关注的域外国家。譬如，1909年3月，周氏兄弟在东京筹划出版名为《域外小说集》的世界文学全集，仅两个月后，《日本和日本人》杂志的“文艺杂事”栏就对该书作了以下的介绍：

      在日本等地，唯欧洲小说特别畅销，中国人里也不乏热心的翻译者，年轻读者中的佼佼者，现居日本的周某，尚不满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即热中于阅读英、德语种的西方作品。名为《域外小说集》的书准备在东京以30分左右出售，且已有了在其本国销售的计划，该书第一辑现已出版。普通清国留学生所喜好的读物，不管译文是否是汉语，除俄国革命及虚无论者的作品外，间有德国和波兰的作品，惟独法兰西等国的作品似乎未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鲁迅本名周树人，这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章。

      192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1887-1964)在其论文《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中曾介绍说：“致力于小说创作的鲁迅是一位先锋作家，像他在《狂人日记》中所描绘的那种迫害狂的恐怖幻觉，是迄今中国小说家尚未涉足和达到的境界。”这是继上文“周某”的话题之外，“鲁迅”这一笔名在日本得到介绍的最早的记录，同时也是青木在充分肯定了文学革命给中国的知识系统所带来的强烈而巨大的冲击的基础上作出的对于鲁迅的评价。

      2、鲁迅自己的日文翻译

      即使有这类对于鲁迅的早期介绍，但最先着手鲁迅作品的日文翻译的，并不是日本国内的记者，甚至不是日本人。早在北京的登载日文翻译作品的日语周刊《北京周报》（1922年6月4日，第19号）上，就曾刊载过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翻译的《孔乙己》。稍后，该杂志又刊登了鲁迅自己翻译的《兔和猫》，其中所载对鲁迅的采访记录等是当时对鲁迅最具权威性的介绍。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分别有过7年和5年的留学生活，而且周作人及其三弟周建人还曾娶了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姐妹为妻。和母亲同住在北京的鲁迅家里的周氏三兄弟能读到从东京邮寄过来的《读卖新闻》，他们还定期研读《新潮》等日本文艺杂志。“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周报》的记者丸山昏迷(1895-1924)等约1500人曾居住在北京，这个日本人团体对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鲁迅文学最早的域外译介是经由周作人之手发表在北京的日语周刊杂志上，透过此类小插曲，足可见出近代史上密切而复杂的日中关系的某个侧面。

      译载《孔乙己》5个月后，作为《北京周刊》的撰稿人，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清水安三(1891-1988)，于1922年11月开始以《周三人》为题在《读卖新闻》上连载随笔向日本国内介绍鲁迅。此外，清水在1924年还增补整理了《中国当代新人》和《中国新人与黎明运动》两部随笔著作。虽然大正后期有从青木正儿到清水的对于鲁迅的陆续介绍，但正如丸山昇所指出的那样：“青木是中国文学专家，清水是中国在地的传教士和教育家，截止到这个时期，除了与中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人之外，知道鲁迅之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见《鲁迅在日本》，收入《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

      3、岩波文库之《鲁迅选集》

      鲁迅曾在1919年翻译过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作《一个青年的梦》，到1927年则反过来，在武者小路主编的《大调和》月刊10月号上译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译者虽然不详，但这是日本国内最早的鲁迅翻译作品。

      此前的一年，中国爆发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得以展开。1927年4月的“4·12”武装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终止。这个时期，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对于中国的左翼作家非常关注，鲁迅的名字虽也屡屡被提及，但其理解多半浅薄有误。其中就包括时任日本两大通讯社之一新闻联合会的驻广东特约记者山上正义发表在文艺杂志《新潮》1928年3月号上的随笔散文《谈谈鲁迅》，丸山昇对其曾评价认为，这是“鲜明描绘广东时期鲁迅肖像的……出色的鲁迅评论”。（同前著）

      1928年以降，鲁迅作品的翻译开始增多，这个期间，以1932年在综合性刊物《中央公论》和《改造》上相继刊登的佐藤春夫的译介及增田涉的《鲁迅传》最为引人注目。该年度还出版了由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1卷本，为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全译）。1935年由佐藤与增田合译的《鲁迅选集》被收入“岩波文库”，该著不只是在日本，包括在当时隶属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和韩国都曾有广泛的阅读，其发行量甚至在战前已突破了10万部。1936年鲁迅去世，翌年改造社即刊行了7卷本的《鲁迅大全集》，鲁迅从此成为了日本读书界永难忘怀的名字。

      二、东京外语小组对同时期文学的接受

      1、中级汉语教材

      上节主要是战前鲁迅接受的概貌，要考察对于更为广泛的“五四”新文学的接受，就不能忽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今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的教师、学长们从1920年代到1940年初所开展的汉语教育运动。后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的神谷衡平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曾留学北京，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文化界不断涌现的热潮，对“五四”新文学有着强烈的共鸣。神谷1921年一回国，即率同事教授们发起了汉语教科书的革新运动，他们在参考中国的中学国语教科书的基础上，摆脱了实用会话一边倒的倾向，在中级汉语教材中大量采用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