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长久而细致地欣赏一则玩笑故事，就越是感到悲哀。”读劳马的小说，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果戈理的这句话。劳马长篇小说《哎嗨哟》从头至尾都充满笑声，诙谐、幽默、机智，人物滑稽、丑陋，有着极强的反讽性，他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玩笑式的存在。葫芦镇伊家的存在，父亲伊怪物，儿子伊十，伊百，伊万，都以自己的方式给历史开着巨大的玩笑（或者，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开着巨大的玩笑）。伊十热衷于翻硬币，伊百致力于塑造“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形象，俨然一个错位了的历史存在物，而在商海中打拼的吴超然，在自得的瞬间，总是发现自己荒诞的存在境地。但是，在笑的同时，一种巨大的悲凉，荒诞与虚无慢慢侵袭你的灵魂，是一种恐怖，你忽然发现你生活在其中的、你认为繁荣的、光明的、进步的时代，是如此千疮百孔，如此冷酷丑恶。与此同时，也还有希望之光透露出来，在这玩笑的、嬉闹的生活背后，它以微弱的力量挣扎着寻找空间。阅读《哎嗨哟》，你会感觉到作者非常矛盾的心态，对中国的当代生活，既有不满、讽刺，但又保持着一种希望，这种矛盾、纠结的情感贯穿小说的始终。也正因为此，《哎嗨哟》充满了多向度，小说内部的精神空间和意义是一种敞开状态。 权力制度下的改革镜像 在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恐怕是中国生活中被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它代表着中国与现代、开放、进步，中国思维与现代文明、先进科技之间的成功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这三十年中国生活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预设。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维、性格并不会因为这短短的三十年而被一扫而空，中国文化的内在机制、传统道德与政治体制依然制约着当代生活，这也使“改革开放”的面目变得复杂、暧昧，这一点，在“现代体制”与中国权力机制相遇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哎嗨哟》正是在这一思维前提下给我们塑造了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随着一个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进步”、“发展”、“现代”等“改革开放”的关键词开始呈现出内在的真实。 初拿起书，看到《哎嗨哟》这样一个书名时，会觉得名字很怪异、很拗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才发现，“哎嗨哟”来自一首歌，它是七十年代初一部电影《青松岭》的插曲，名字叫《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嗨哟，劈开那个重重雾啊，闯过那个道道梁哎”，在歌曲中，“哎嗨哟”是一种抒情，一种热情洋溢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的情感。对于作者劳马而言，它是时代给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烙印，里面有童年的回忆，更有对那个时代独特的情感体验，充满着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但是，在小说中，“哎嗨哟”已经不是当初歌曲中充满豪迈激情的抒情词了。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既有反讽、感叹，同时更有无奈的东西。既有认同，又有批判，既充满情怀，同时，又很悲观。“哎嗨哟”的反复咏唱，在小说中起了一个很好的互文作用，它反映了历史情绪的一种变迁，从内部来讲，也反映了中国道德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变化。那种集体主义的、高昂的、明快的情感没有了，我们对国家、民族这样的字眼持一种冷漠或质疑的态度，从一个层面讲，它反映了民族个体性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我们的信仰在退化。 小说的主人公吴超然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作家以他的活动给我们展开中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发家史并不干净，在深圳卖盗版碟、色情光盘、假货，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这一“东风”是什么样的内容，则是一定要追究的本源问题。换句话说，吴超然的成功并非是依靠改革开放这一颇具现代性的制度而获得的纯粹商业活动的成功，他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于他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及权力制度的运作模式，即使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特区。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官员伊万的关系，那种神领意会，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换取利益的共生性，恰恰是中国官场与商场之间关系的写照。而他的北京分公司的功能，正是广泛意义上的“驻京办”。 可以说，吴超然的商业轨迹作为贯穿的线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权力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基本存在样态。他的生存轨迹恰恰反映了中国权力体制，官场文化的基本样态，所谓现代思维下的内在真实仍然是传统的老中国文化。现代的外壳，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一套运行机制。吴超然这一人物形象把在改革开放的所谓现代思维下，中国复杂的官商生存链及存在样态给写了出来。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它脸谱化，而是赋予它一些情怀。吴超然并非完全丧失理想与道义，还是一个有血有肉，希望能够获取尊严，并且能够清醒地认知自己的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清楚，经常自我解嘲，对于爱情，还是小心翼翼地坚守。 小说中的伊家三兄弟很有意味，伊十，伊百，伊万这三兄弟，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是傻子，一个是哲学教授，一个当官。伊十虽然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却充满象征性。伊十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翻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看起来只是一个傻子的无意识行为，但在我看来，恰恰是他，从隐喻层面揭示了中国思维存在的内在本质，即内在历史的停滞与民族思维的固化。 在官员伊万这里，道德并不是最先要考虑的，贪污也不是本能，而是做官，怎么样保住官位，这是基本的心理诉求。文中的一个事件特别让人震撼。“烟花节”放烟花的过程中，围墙倒塌，学生被砸死。官员最先想到的是怎样脱责，脑子里闪过的也是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关系网等等，没有人珍惜生命。所谓的珍惜，也不过是媒体的宣传与一般民众的叹息。“一场灾难过后，总会有人倒霉，也总会有人获益。空缺的位子需要补上，不少干部迫不及待地开始四下活动，以期及时抓住用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难得的升迁机遇。”①最后，打着抗震救灾的旗号，吴超然为伊市长操办了一个大型的作品展，“伊万副主席的书法作品义卖活动”非常成功，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赞赏。伊市长名利双收，当然，其中最贵的作品是吴超然掏的钱。这些话非常尖锐，把中国官场文化，中国人性的冷漠，中国权力机制的内在运行模式给书写了出来。这正应和了哲学教授伊百的感叹：“伊百凭着多年的生活经验和阅历，认为不论是百年灾难还是百年期盼，最终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前者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它肯定会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和行动中，谱写成一曲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凯歌；而后者是百年难求的民族盛事，它同样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理念的感召下，打赢一场喜气洋洋、欢乐祥和的人民战争，它的最终评价——这是花钱最少、效果最好的‘高水平、有特色’的成功典范，并记载史册。”②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虽然现实中的抗震救灾的确激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但是，就权力文化而言，这一猜测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力机制所决定的，最终的结局不是走向对生命的珍惜，而是更宏大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