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①小说描写的是以陕北为中心的乡村与城市相交叉、相关联的生活，时间跨度超过30年，主要人物形象的身份涉及农民、学生、教师、国家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和工人等。其扛鼎之作《平凡的世界》展现的生活画面最宏阔，用心刻画的人物也最多，以至小说几乎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全景图，变革时期中国人的命运史。但是，路遥小说世界里的真正主角，还是农村知识青年，②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他们在困苦人生里的艰难奋争。作家借助这些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内心积郁的强烈的人生感。不必说他的另两部有分量的代表作《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主人公马建强和高加林都是出身贫寒、遭受困厄的农村青年；就是形象记录十年社会改革发展史的《平凡的世界》，作为主线贯穿的也是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人生历程和个人情感生活史。正因此，书中着力刻画的其他重要人物形象，或者是作为这两位主人公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条件，丰富着他们的人生体验，衬托出他们的品性人格，或者成为他们的“愿望对象”，彰显着他们的生存目标与生命价值。难怪作家在书的结尾把他讲述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归结为“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③ 农村知识青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他们在苦难中奋斗向上的人生体验，是路遥建造小说艺术世界的动力之源。换一种说法，路遥的艺术创造冲动，来自农村出身的知识者的苦难经历和创伤记忆。路遥英年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写作人生的大书的结果。他之所以以生命为代价④创作规模宏大的小说，是因为他深感人生的不幸、痛苦与磨难以及奋斗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只有通过文学的精神转换，才能与敬畏命运、热爱人生的芸芸众生共同体味与分享：只要大多数人还要面对生活的艰辛甚或人生的挫折，对苦难的体验和超越就有必要通过文学转化成慰藉沉重人生的心灵滋润剂；只要有人对生活与前途感到迷茫，就需要人生跋涉的过来人告知其生活的道理，得到引领。而无论在什么社会，底层人和青年人都会遇到人生的困境，他们对生存的启悟就怀有期待。路遥深知，他所经历过的苦难和自我人生奋斗的生存感悟，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绝好原料，也是有益于普通人应对生存困境的难得的精神资源。路遥的写作伦理就生成于这种人生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之中。作为一名真正知晓中国农民和底层社会的全部苦痛与不幸的知识分子，路遥只能为普通人、为多数人写作。他采取的创作方法也由此决定：有了现实主义就够了。⑤他只能选择为人生的文学，而不是纯粹为艺术的文学。可见，路遥将自己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这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更为宽泛的人文信念。路遥首先不是怀着文学的责任而是社会的责任在写作。这就不难理解路遥的小说为何拥有最多的读者，在文学被边缘化的1990年代以来，他的小说仍成为畅销书，我们也不必为新时期文学里出现的“路遥现象”⑥感到奇怪。 路遥讲述苦难但并不展览苦难，而是将苦难作为对人生的磨砺让青春生命去同它搏击，从而获取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意义，让生活和人生变得有质量。所以路遥的苦难叙事与反思文学的历史批判和先锋文学的人性审视都有区别。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苦难既不是历史向现实索取补偿的资本，也不是人性难以超拔的深渊，而是年轻的人生奋斗者成就自我、升华人格的最好契机，它仿佛是命运加诸精神圣徒⑦的必须接受的考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路遥，对贫困、艰辛、挫折、打击、屈辱和痛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取得人生的成功后比一般人更懂得苦难的含义和价值，他因此有资格向还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的后来者宣示：遭受困苦不一定是人生的不幸；当然，苦难只把收获交给那些不屈服于命运的坚强性格。在这个意义上，路遥珍视的不是生活中的苦难，而是苦难磨砺出来的生活意志，这正是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存在。受过专业文学教育，饱读中外文学名著的路遥，谙悉文学特有的力量，他把从人生奋斗中获得的生存哲理和生活见解，投射进小说人物的命运沉浮中，通过那些与他的人格精神同构对应的典型形象，去诠释社会下层人特别是年轻奋进者渴望得知的人生道理。由于从真实的生活和体验出发，不管路遥抱着什么样的主观意愿进行艺术创造，他的苦难叙事都不能不带有悲剧色彩，这就使得他的小说更能在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普通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路遥的文学叙事采取的正是读者本位立场，这与他的底层关怀⑧的人文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小说因此在底层社会赢得了热爱，而在高阶文化共同体里受到一些冷落。“期待视野”限制了路遥的创作，可以看作路遥小说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路遥小说中的苦难，主要是乡村的苦难和主要由乡村出身的人来承受的苦难。由于路遥想要表达的是苦难给予人的悲剧性体验和确证人生价值的意义，因此他的小说在书写这些苦难时并没有深究造成乡村和乡村人苦难的社会根源，尽管他的小说世界里的人生痛苦已经指向了某种社会结构。诚然，他的小说对困厄和打击农村青年奋斗者的力量并不是没有加以暴露和批判，比如致使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资格和城里工作的，是大队书记高明楼以权谋私和被他夺爱的张克南的妈妈的借机报复；又如生产队长孙少安，为社员的利益而扩大猪饲料地受到公社组织的批判，是由于“左”倾思想肆虐到农村。有时，路遥在小说里甚至议论到，对于青年人身上出现的人生挫折，“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进而按捺不住地大声疾呼：“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⑨然而这里所说的“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其中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作家还来不及进一步思考，况且，即使作家意识到了，它也不需要在小说叙述里特别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