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钱锺书(1910-1998)是20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后来求学于国内外的一流学府。他从抗日战争(1937-1945)初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写出了他大部分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作家。①他虽然后来偶尔还会作诗、写论文，但是他的文学生涯——就如不少同辈们一样——被中国内战的结果所割断。不过，在那十年之间，钱锺书为文学现代性做出了很多种惊人的贡献，有的至今还未被全面了解。 一大部分钱锺书的早期创作收入《写在人生边上》(1941)和《人·兽·鬼》(1946)两本集子。在其中我们看到他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正在形成中。②这些作品多半是在钱锺书从欧洲进修回国之后的战乱时代写的，而且它们对现代中国最乱轰轰的时期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当中国作家争先恐后地呼应“救亡文学”号召的时代中，钱锺书却出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其内的文章似乎多谈笔战，少谈抗战。到了抗战末期，他写了四篇短篇小说，其形式不使用流行的史诗体，反而更像家庭心理剧和奇幻讽刺小说。不过读者体会到，在他的散文中各篇的基本批评对象并不能只从它们的杂题本身（譬如：窗和门的不同喻意，或者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盲点等）看得出来。他的小说也不限于时事性。钱锺书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样，不断地探索语言本身的各种局限和可能性，并显出这位以“批评之眼”观看一切的作家的独一无二的语言技能和独立知识精神。 幸亏，钱锺书并没有以哲学家的玄道或者道学家的专横姿态施展他的文学观，反而让读者通过他万变的机智语言，不断地有新的发现。的确，如下所述，这两部书浸透了一种“百科全书体”的讽刺风格，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被中断的重要脉络。至今，钱锺书的早期作品所引起的学术批评，远远少于《围城》(1946-1947)和《管锥编》(1979-1980)。③因此，本篇的目的为重新评价《写在人生边上》(1941)和《人·兽·鬼》。 钱锺书的短篇小说和散文 关于《写在人生边上》，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过，“钱锺书仅以清淡的姿态出现，因此我们看到的，亦只是他那份迫人的才气与学问的一小部分而已。”关于《人·兽·鬼》他又说了，“钱锺书写的短篇小说太少，无法作一个全面的评价。但除了《上帝的梦》这有阿诺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风格的轻浮寓言外，《人·兽·鬼》的其余作品——《灵感》、《猫》、《纪念》——对发展中的中国短篇小说传统，都各自有其不少贡献。”(4)在我看来，钱锺书写在《围城》前的几篇作品所表现的作家姿态，可谓是知识贵族，因为钱锺书不仅传承了中国的古典学术传统，也把它延伸到西方文学的广阔场域中。这些早期创作充满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文化典故，而且——除了小说《纪念》以外——采取一个居高临下的讽刺风格，对知识分子特别齿冷。耿德华(Edward Gunn)曾经说钱锺书一针见血的讽刺、对人类的悲观态度，以及小说中的反英雄(antihero)，象征战时上海文坛的“反浪漫”(antiromantic)潮流，因为他的小说很少提个人的自我肯定等主题，反而强调“自我欺骗所带来的个人失败。”⑤不过，钱锺书的早期创作也似乎并非以探讨个人心理为主要目标，而有意把个人和典范(types)当作语言游戏的焦点。重读《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能够让我们对钱锺书的世界观和文学风格有新的发现。在下面，我提出三点。 一、辞海为家：文学世界主义 首先，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脾气、视野，以及表达能力，无疑都是一位四海为家者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再三地回到两个似乎狭窄的话题——文学与批评实践——但是他的探讨范围并不褊狭，因为它的对象就是印象人生经历的知能认识论。很多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知识分子，常常用他们对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熟悉来使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界具体化，并在二分法式的比较下，左右逢源，从中得利。与此相比，钱锺书的文章搭起来了一个多面的语言宇宙，各种思想和说法被吸进他的轨道之后，有时往难以预料的方向再弹出来。 这个现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钱锺书的创作里多而广的文学与文化典故，亦是他的笔风的特点之一。譬如，在散文《论快乐》中，所罗门，马拉梅(Mallarmé)，苏东坡，王丹麓，诺凡利斯(Novalis)，罗登巴煦(Rodenbach)，和白洛柯斯(B.H.Brockes)在一段话里并肩而立。这样的博学排场虽然令不少读者眼花缭乱，有的读者却给他的掉文舞墨扎了眼。譬如说，有一位西方传教士194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书，一定会令钱锺书好笑，因为那位《围城》的书评人不耐烦地抱怨“作者不由自主地衒弄学问，就是说，提出既无用又离题的外文标语和谚语（如：德文，西班亚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令一般读者反胃。任何人查查词典也能做得到这事。”⑥实事上，钱锺书的用典比较虽然多，但是既不简单又不是无意义的。 这种文学与文化典故在钱锺书的早期作品中出现得更加稠密。这种写法把本来可能没有系谱关系的说法并列起来，因而不仅“打通”⑦了其背后的思想，而且开拓了一场思想校场。该领域中，作者也不以某想法的国内外出处来假设想法的高下。这种作文的方法是钱锺书自成一家的“比较文学”。这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糅合，既是他的小说和散文的特点，后来也见于《管锥编》字句方面的基本结构逻辑。这种创作手法仿佛把两种脉络融合在一起：第一个是以极少的解说“结缔体素”来并列相关字句的中国古代注释传统，第二个是17世纪欧洲文学的“巴洛克(baroque)风格”的乃然和沉思。⑧其融合出来的结果至少有两种特点。首先，它对思想史的开放态度，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文坛上是少见的，因为后者往往患着媚外贬外两极化的政治倾向。其次，它对华语作家和非华语作家挑战，能否把自己的语言场域拓宽。说钱锺书把外国思想介绍到中国，未免看轻了他的贡献，因为他拓展的评论和文学实践形成的场域，是限于欧洲语系语言的作家和批评家所达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