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大致可分为复原性整理和汇校性整理两类，前者包括辑佚和一般性的校勘、注释等，后者主要指出汇校本。现代文学作品出汇校本，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截止到1991年，共出有5种，即《〈女神〉汇校本》（郭沫若著，桑逢康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文艺论集〉汇较本》（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棠棣之花〉汇校本》（郭沫若著，王锦厚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死水微澜〉汇校本》（李劼人著，龚明德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围城〉汇校本》（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等。2008年之后又出了《女神》校释本（汇校本兼注释本，陈永志校释，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边城》汇校本（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等两种。而从1991年到2008年17年间，没有出过汇校本。为何中断了17年？有一个原因就是《围城》汇校本引出了1993年的一场官司和一场论争，之后没有出版社敢出了。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总共只出了7种汇校本，还惹出一场官司和论争。这说明了出汇校本的困难。汇校简单地说只是汇校异文的活动，实际上却汇聚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异见；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出版事件，它是一种由作家及其亲属、出版社、汇校者和其他学者几方博弈的出版事件和学术事件。归纳起来讲，作家及其亲属在这种事件中，考虑的是著作权、修改权和最终意图等问题；出版社则顾虑版权、销量及这种工作方式的定性问题；一般学者会认为它只是普通的校对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只有少数汇校者和一些深谙学术之道的学者真正认可它的学术价值。所以，做汇校本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其实，这几方的博弈可以出现共赢的结果。版权、利益等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关键是让各方对汇校本有一种价值认同。为此，笔者想就为何要做汇校本，其价值如何，出什么样的汇校本等问题谈点拙见。 一 谈到为何要出现代文学汇校本的问题，我们应重提一下1993年的那场官司和讨论。官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钱钟书为一方状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及胥智芬，结局是出《围城》汇校本的后者败诉。这主要是一场版权官司，但其实，出版法并没有禁止出汇校本。在打官司过程中，一群学者和作家也围绕此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论争中，支持钱钟书的黄裳，其实并不反对汇校本，而是认为出汇校本要等作家作古之后。施蛰存则反对出汇校本，主要是基于维护作者版权的考虑。其他如陈思和、朱金顺、何满子等都支持出汇校本。但为何要出汇校本，他们并没有从学理上深入地去阐发，这正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现代文学作品要出汇校本首先是由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版本和文本衍变史所决定的。现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名著往往具有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各种版本，如果手稿本还保存着，也应算上。许多名著都有好几种版本，《家》甚至有10个版本。这些版本绝不是图书版本学意义上的版本，而是由大量异文构成的异本。所以这些不同版本其实就是不同的文本或同一文本的不同的变体。这些异文有的是由编辑、手民（排字工）、作家亲属或其他人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作家本人的修改造成的。而这些修改既有艺术性的考虑，更有思想性或内容性的修改。这尤其是跨时代的与时俱进的修改。新旧中国的政权更替带来了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规范以至语言规范的改变，更有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作品的修改和重版。解放后出现的多次普遍性的旧作新改、旧作新选浪潮，正是对这种时代变革的具体回应。所以说，现代文学作品的异文无不隐含着作家灵魂搏斗的信息，现代文学作品版本的变迁必然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这样一来，现代文学的一部（篇）作品可能就有一个版本谱系或是一个文本丛，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版（文）本衍变史，而且是有着深刻蕴含的衍变史。这是文学史的事实，要把这样的历史事实完整而集中地呈现出来，就必须出作品汇校本。 另一方面，出汇校本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文学研究是不重视版本的，版本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知识盲点。即便是有唐弢等少数学者了解和重视，但他们的观念往往受制于古籍版本学或图书版本学，缺乏深入的批判性的思考。比如概念上就不能精确化和细化。在这方面，西方版本学和校勘学值得我们借鉴。在英语中表示“版本”概念的有两个词：“edition”和“version”。“edition”表示因编排、刻版、装订、传抄等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version”可指因作家修改而造成的同一个文本的不同变体，可译为“变本”，相当于不同的“text”（文本）。而英语中的“校勘学”正是“textual criticism”，《大英百科全书》将它解释为“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汉译为“校勘学”，但其中的“criticism”含有“鉴别”、“考据”、“批判”的意思，故又可译为“文本鉴别学”、“文本考据学”或“文本批判学”。英语中的“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又分为“lower criticism”和“higher criticism”。前者可译为“初级校勘”，后者可译为“高级考据”，胡适将后者译为“考据学”。所以，英语的“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比汉语的“校勘学”在内涵上多了一层“考据”、“批判”的意义。①然而，这些概念的细化和区分其实是不必从西方版本学和校勘学著作中获知的，只要我们去认真读一下一个汇校本就可能会引发这些思考的。一个汇校本就汇聚了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汇聚了一部作品的不同“变本”或不同的“文本”。汇校的工作虽是一种“初级校勘”，但其实已包含了对版本构成、版本谱系等内容的“考据”和“批判”。一个汇校本会启发现代文学研究者去探究作品版本与文本的关系，还有校勘、考据与阐释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出汇校本是促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