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形象,这里是指一个时期里中国社会的总体状况及其特点。透过鲁迅经典意义的游移和偏转,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形象的变化,看到中国社会当前的状况和它所面临的问题。 鲁迅自称他的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杂文揭开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间的轮换,中国历史中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两个字,是“吃人”。他同时代的人,大多就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解读鲁迅的,如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做《吃人与礼教》一文表示声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的礼教”,这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有失公允。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鲁迅的诟病,也主要在这里。如余英时批评鲁迅“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①。近来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循着这一思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鲁迅。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鲁迅一代人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变局,他们从鸦片战争以后历次社会改革失败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立人”。先把人的思想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有了自我意识,能够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鲁迅在创作中着力写民众的愚昧、礼教的“杀人”,揭示了一个衰老的、固守传统而不思变通的中国形象,目的就是为了惊醒世人,为改造民众的思想张目。鲁迅的创作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也反过来证明了他所提出的反封建的思想命题击中了现实中国的症结,他在创作中所描画的中国形象正是现实中国形象的艺术写照。这表明,此时的中国确实需要接受一次大的手术,切除其思想毒瘤,注入世界先进文化的血液,才有可能恢复健康。新儒家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们的批评着眼于中国文化建设后来产生的一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归咎于鲁迅等人,而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不去考虑鲁迅等人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激进性是和其深刻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非经过这样的批判,不能在现代的思想基础上获得新生。我们可以试想,今天大家能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来审视鲁迅,恰恰是因为鲁迅一代人所进行的文化批判为这种新文化奠定了基础。 不过,经典的意义是会发生变化的。鲁迅的经典意义也并没有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水平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自身在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时代的变化使新的政治力量要用新的眼光打量鲁迅,对他进行新的解读。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左、右两大政治力量开始生死搏击的年代。“左翼”文化阵营,以文艺的形式宣传阶级斗争,服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总目标。这一斗争,折射出一个内部分裂的中国,同时也是在巨大的苦难中寻找新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是号召建立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又强调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强大力量。农民既然成了革命的重要力量,“左翼”文学就不能再像“五四”文学那样来描写农民的愚昧和落后;相反,要写出农民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要求,因而“左翼”文学中开始出现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叶紫《丰收》中的立秋这类新型农民的形象。同时,“左翼”方面必须对“五四”文学作出新的评价——不是像开始时那样的简单地加以否定,把鲁迅当成人道主义者、“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加以批判,而是把鲁迅纳入革命者的行列,从而建立起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联系,使自己处于革命正统的历史地位,使革命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更具有道德上的号召力。 “左联”时期的理论家,主要是通过强调鲁迅的思想转变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即强调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进步,与“左翼”文学运动采取了同一步调。但这常常使“左翼”方面陷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当他们批判“五四”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的局限性时就会与鲁迅发生分歧,而在肯定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时事实上又贬低乃至否定了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成就,这当然会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与“左翼”阵营之间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关系,决定了双方的合作会发生不少波折。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片面地从“左翼”立场来评价历史和评价鲁迅,而是把“五四”看作是新民主主义历史的起点,高屋建瓴地把“五四”传统整个地纳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范畴,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此弥合了鲁迅与“左翼”之间的差异。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确立,就不是因为他的启蒙主义的历史功绩,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创作中提出了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革命的基本群众问题,革命的对象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要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这些根本问题,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中就已经提出来,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能不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