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晚清文学开了塑造新的“中国形象”之先河，以构筑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方式，展现出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思想情感，那么，在经历了民国初共和制国家建立的兴奋期之后，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学，则对晚清以来塑造“中国形象”的主题路径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设置，其特点是改变了晚清文学对新中国形象的单一性认知和塑造的价值取向，强调了赋予“中国形象”的现代文明内涵的重要性，突出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建构。 无疑，晚清文学表现出了一种对新中国热烈企盼的强烈愿望，其“中国形象”定位和塑造路径大多围绕“新＝未来”的轴心而展开，抒情性强，叙事风格宏大，幻象性特点鲜明，民族国家认知度高，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就清晰地勾勒出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等小说，基本上都是沿着梁启超的这种路径设置而来的。然而到了“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对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与宣传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认识到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塑造“中国形象”的现代文明价值建构理念。而对于“五四”新文化来说，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如陈独秀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为“五四”新文学塑造“中国形象”，打开了新的创作思路。它一方面使新文学作家在共和制的民国建立之后，仍然将以颠覆、批判和解构“旧中国”为主导，以消除“旧中国”的历史惯性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构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反思现代中国的现实境况和发展出路，勾勒未来新中国的现代文明形象的基本轮廓。 不言而喻，“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形象重塑、价值重建和意义重构。它一开始就突破晚清文学那种幻象性、单一性塑造模式的限制，突出在以个人主体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以现代文明为价值尺度的重塑“中国形象”的创作理路，目的是要使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具现代文明的意义内涵，展现获得新生和觉醒、觉悟之后的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由此，“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设置了三种主题路径：一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描绘“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展现对“老中国”的反思与批判；二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表现“中国形象”的崭新风貌，展现对“青春中国”的赞美和抒情，三是以自省叩问的忧思方式，指出“中国形象”的负面特征，展现对“弱中国”的哀诉与消解。三种路径都是以现代文明价值建构为中心指向，展现塑造现代“文明中国”形象的创作理念。 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描绘“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展现出对“老中国”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以鲁迅及“文学研究会”和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为代表，特别是鲁迅对“老中国”的反思和描绘，表现出“五四”新文学对“老中国”形象的颠覆、批判和解构所达到的认知高度。鲁迅曾表示，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②。可见，他对“老中国”的那种心理感知和反思，更多地是侧重于如何展现“老中国”必然消亡，以及如何改造“老中国”的思想认知。他认为：“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而形成中国“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③的现实境况。在他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颠覆和解构“老中国”形象，批判“老中国”儿女们的劣根性，就不可能展现出现代文明中国的形象特质。鲁迅以其“特立独行”的思考，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比作“吃人”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对“老中国”最为深刻和最为形象的本质描绘与概括。鲁迅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对于“老中国”的深刻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老中国”的“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所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的重要方式，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整个民族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鲁迅揭示出“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谱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文明，在现代中国处于变革与转型时期，其实还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根源与文化根源。在现实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现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广大的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尽显愚昧、麻木和无知之状。显然，鲁迅对中国形象聚焦，不是在有关贫苦的国民在物质层面上的窘迫和贫穷，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及其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的变异。不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在散文、杂文创作，鲁迅所展现的“中国形象”，都不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欣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的老态及其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在鲁迅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和乡土文学的诸多作家也大多沿着这种主题路径来展开“中国形象”的塑造，如叶圣陶对灰色市民生活和性格的描绘，实际上也是以透视国民性的方式来展现“老中国”及其儿女们的那种卑琐、投机、苟安的形象。乡土文学作家，如王鲁彦、巴人、许杰、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对古老的乡土中国的形象展示，大多也是与生活在乡土中国的农民，那种残酷、暴虐、蛮性、蒙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理性思索，同时也在努力地为现代中国探寻一种全新的文明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