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断裂与历史转型 在先锋诗歌的历史上，一九八九年具有一定的象征和转折意味。这一年海子、骆一禾的相继夭折，令诗艺界茫然不已，许多先锋诗歌历史的亲历者敏锐地意识到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①诗歌中的神话写作画上了长长的休止符。此后诗歌的运动情结和先锋意识渐入消歇，而多样化的个人写作则悄然拉开了历史序幕。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先锋诗歌因为历史中断后的精神逃亡，遭遇了难以名状的命运颠踬。海子之死一方面是为诗坛献身精神的符号化，一方面也构成了文化诗性大面积消失的象征源头，尔后许多诗人纷纷踏上精神逃亡之路。他们有的去赴死亡的约会，如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有的改弦易张，扑入商海或者转写小说散文，如韩东、海男、张小波、朱文、叶舟，有的干脆漂流去了海外，如北岛、江河、杨炼、严力、牛波、张枣等，队伍分化、削减和流失的变异现实，使先锋诗歌经受了一次历史的强烈震颤。而更为深刻、本质的两种精神逃亡，则一是既成的诗学路向纷纷中断。后朦胧诗当初的文化神话、青春期写作、纯诗经营等写作方式，在一九八九年社会变动的现实冲击面前，均因在理解和表现时代方面的失效而宣告意义消弭走入终结。如以圆明园诗社等为代表的青春期写作常“一根筋”式毫无节制地倾泻感情，极容易在过分情调化的颓伤怀旧和过度狂欢的语言暴力中，滑向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陷阱，由于对现实语境缺少关涉而失去了进一步伸展的可能。城市平民口语写作、纯诗写作也或渎神式地拒绝形而上神话，耽于能指迷恋和语言狂欢，弱化终极价值关怀，不无游戏之嫌；或坚守高贵的灵魂和语言的纯粹，在神性原则下建筑和谐、优雅、澄明的神话幻象，太超凡脱俗都同样悬置了和现实对话的机制。一是继起的新乡土诗热潮使诗歌精神走向了空前倒退。海子死后，在麦地诗歌启迪下，“一群城市里伟大的懒汉”纷纷做起“诗歌中光荣的农夫”（伊沙《饿死诗人》），掀起了一场农业造神运动。诗人们弯镰收割的乡土意象所渲染的农耕庆典，一定程度上以乡土闲静、优美、淳朴的认同皈依，暗合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精神脉动，对抗了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异化。但那种土地神话在后工业的社会里表演，总有些矫情，诗人们对其过度沉醉的结果是多数作品缺少深入的当代意识和哲学意识烛照，麦地主题浅表、世俗化为宣情的基调，除了曹宇翔、丁庆友等诗人之外，大批诗人先验地想象、炮制土地神话，优美地偏离了现代乡土古朴而悲凉的灵魂内核，尤其是诗人们一窝蜂地争抢乡土意象的趋时现象，使新乡土诗常常只能在单一指向上踯躅，稠密的国产意象里人气稀薄。这种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向“后”看的举措，在把新乡土诗推上历史舞台的同时，也把新乡土诗推向了没顶的泥淖。既成的道路中断了，新辟的道路又是向后看的，在这未死方生的悬浮“真空”之间，诗人们无所适从，茫然不已。他们虽依旧写作，却再也提供不出能够体现先锋进步趋势的新的价值指向；于是，在“写”还是“不写”的痛苦抉择中，诗界只能出现或搁笔或转行、或原地踏步或六神无主的精神大逃亡这条生路抑或死路了。 那么为什么自朦胧诗以来发展态势一向良好的先锋诗歌，在一九八、九年出现断裂？这恐怕要从“无名”时代的诗歌边缘化历史文化语境说起。在被誉为诗歌国度的中国，诗歌历来是文学的正宗，可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却地位旁落，走向了冷寂的边缘。因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西方后现代文化对中心和权威的解构，当历史一经出离以改革开放为主导、充满二元对立观念的有共名主题的八十年代，便进入了“多种冲突和对立的并存构成了无名状态”②的文学基本格局，主题繁复共生，审美日趋多元。而多名即无名，审美群体的分流注定先锋诗歌的黄金时代必然结束；同时在市场、经济和商业主流话语的压迫下，精神渐轻，诗意顿消，每一个诗人都成了被边缘化的焦虑者，在完全被散文化的文学世界里，世俗、解构和琐碎的“金币写作”策略驱赶尽了神圣的价值诉求，这种欲望化的拜金语境和权力、技术三位一体地合纵连横，自然使诗歌艺术陷入了无边的灾难；另外，“当代文化正变成一种影像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或书写）文化”，介入“无名状态”③的八十年代末期后，大众文化媒体和影像艺术在民众生活中横冲直撞，尚未立体化、直观化的先锋诗歌艺术与其相比缺乏优势，抒情空间被挤兑被漠视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把先锋诗歌中断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一系列事件的压力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或者说是先锋诗歌内里的不足埋下了自己断裂的悲剧种子。诗的本质在于它是“诗人同自己谈话或不同任何人谈话”，“它是内心的沉思，或是发自空中的声音，并不考虑任何可能的说话者或听话者”。④这种特征内在地制约着诗歌适于在古典田园和桃花源似的人际间生长，而和散文化世俗化的环境氛围相抵牾，所以它置身于世纪末文化境遇本身就是生不逢时。尤其是后朦胧诗的重重弊端，招来了四面八方的声讨。有人批评它的先锋情结濒临绝境，必被社会群体所冷淡；它的绝对反传统必疏远民族文化，因袭西方现代传统，意蕴肤浅；它的片面技术和艺术竞新必淡化责任感，让社会群体的期待落空，⑤造成轰动效应也就无从谈起。更耐人寻味的是，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过于追求实验性，在写作的各种可能性上几乎均有尝试，却在哪一种可能性上也没有大的建树。所以当膨胀的可能性该收缩限制、向某种或某几种写作可能性方面深入挖掘诗意时，诗人们却因为个人写作经验的欠缺和个人话语场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迷惑不已，该延续的诗写之路暂时中断了。尽管这期间有《北回归线》、《倾向》、《九十年代》、《现代汉诗》等民刊的出色表演，但依然掩饰不住先锋诗历史中断的迹象，无法改变先锋诗冷寂的阶段性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