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6-0197-04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英读者观察、批评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所以内容而不是审美形式成为言说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批评者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特点不感兴趣，仍有少数人，如陈世骧、白之、李祁等，将眼光转向了新中国文学形式层面，对其审美个性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陈世骧的《共产主义中国诗歌中的隐喻和意识》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重点讨论了戈壁舟的《新北邙行》、冯至的《勘测队》、《煤矿区》和李季的《五月端阳》、《镜铁山》等诗歌。文章首先考察了《新北邙行》（四首）的形式，指出其中一、三、四首借鉴了民间形式与古典传统，融合了“民间歌谣与古典诗歌的特点，包括用词、句法、音调的严格与疏松以及格律上的模仿与派生等特点”。第二首诗“通篇贯穿着白话语言的节奏和双音节词结尾”，承袭了五四新诗的形式传统。在陈世骧看来，这组诗的形式特点在新中国诗歌中具有代表性，是那时新诗的“流行风尚”[1]45-46。 文章重点考察了《新北邙行》中的隐喻与意象，但评价并不高。陈世骧认为这四首诗隐喻太少，大部分诗句为直接陈述，且那些不多的隐喻又来自读者熟悉的生活，显得肤浅、透明，如以“晚霞朝阳”隐喻生生不息的生活，以“凤舞”、“龙腾”指称流动的河水，将“新林”放在“老松”后喻指代际发展等。陈认为这四首诗的中心意象是“海”、“洋”，它们表现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海”、“洋”意象是流动、变化的，但其终极目的却为战斗，因为它所比喻的工厂“并不是静止地站在那里，更不用说仅仅是生产和创造繁荣的工具，而是驾驭惊涛骇浪的战舰”。陈世骧又指出，诗人将整座山的景象喻为海洋，将工厂建筑喻为战舰，并不恰当，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想象力的活动，而不如说是幻想的表演”。由于隐喻数目少，夸张运用自然意象，以至于戈壁舟诗歌呈现出“主题透明、手法夸张”的特征。 该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示出“十七年”诗歌想象的荒诞性。作者认为戈壁舟《新北邙行》中的想象“只是幻想的表演”，违背了生存逻辑，失去了文学想象的审美特点。李季的《五月端阳》同样如此，“高潮和结局被轻易地预定”，“整体叙述语言常被不自然的节奏和语词所打断”，想象粗俗混乱以致叙事严重背离生活逻辑。例如杨高参加红军前向羊群告别，承诺要将可怜的羊儿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让它们在新社会幸福生活，“膘肥毛长”。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说财主养羊是为“吃肉”、“卖钱”，是欺压羊群，那穷人又会如何对待“膘肥毛长”的羊群呢？因此，“即使作为简单的政治宣传，这也颠覆了诗歌本身的意图”[1]53，整首诗彻底落入了平庸与荒诞中。 新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陈世骧将原因归为新的文学规范给诗人所带来的压力使诗人“显性意识过度紧张”，他们“必须时刻牢记政党、政权的愿望与兴趣，并将之深入到意识里，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受赞许的知识分子”，其“诗歌的格律与语词不应只适合个体的诗歌冲动，还必须带有意识形态或‘仪式’的意义，能够按照政权的爱好被批评、说明或解释”。在紧绷的意识和持续高度关注政党政策与意识形态指令的精神状况下，诗人始终保持清醒状态，因此其隐喻并不能来自下意识或无意识领域，而且“整个世界，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在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创造的光线下，都清晰可见。”[1]46-47于是，新中国诗歌便形成了透明、肤浅与夸张的特点。 这一时期，陈世骧还写作了另一重要论文——《统一中的多样性：诗歌与大跃进》，专门探讨大跃进民歌的艺术特征。文章分析了大跃进民歌的主题、情感基调、语言风格、意象特征及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在陈世骧看来，这些民歌常将各种意识形态术语生硬地叠加并填充在既有的民间形式中，因此尽管音韵大体和谐，却缺乏美感与形象性。关于意象，他认为，大跃进民歌中最常见的意象“党”，不再是一般性政治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时候以‘太阳’的形象出现，有时候以‘亲娘’形象出现，有时候以散发着香味的‘花’的形象出现”。另外，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形象，如武松、花木兰、穆桂英等，也常以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2]6-9。他认为尽管大跃进民歌的产生过程与古代的“采风”传统相似，但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传统“采风”所收集的民歌多为讽刺、批评性作品，哀叹民生；大跃进民歌却只表达对政党的感激与赞美。大跃进民歌继承了《诗经》中“兴”的传统，常在句首描述与诗歌主题无明显关系的自然，咏叹个人情感，但又与传统不同。传统诗歌移情于自然，使“兴”成为个人情感的独特象征；新民歌中，自然物体却并非个人真实情感的外在投射，“只是公共口号、流行观点的装饰”，不包括诗人个体经验。此外，作者还认为大跃进民歌赋予了古老的血缘关系以新的功能，传统诗歌中，绝少将他人称为亲人、父母，新民歌却经常如此称呼毛主席、共产党和党的干部。至于大跃进民歌的艺术价值，陈的评价并不高[2]10-13。 除陈世骧外，白之和李祁对“十七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关系亦作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白之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传统形式的持续存在》一文，分析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其中所涉及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主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灵泉洞》两部小说。在白之看来，尽管《三里湾》借鉴了传统小说中的幽默、谚语等表达方法，但小说叙事节奏并不顺畅，事件关联不紧密，艺术成就不高。相比而言，白之认为《灵泉洞》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使小说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价值，是自己“读过的最真实、最激动人心的战争小说”，“利用了旧小说尽可能多的艺术技巧”制造悬念，同时，本书亦非为古代传奇故事的简单复制，而“真正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他具体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灵泉洞》对传统小说叙事手法的继承，即运用“闲话少说”套语、“作者直接介入故事，增强小说聊天氛围”、“离题介绍书名中的地名特征”、描述“迷信”事件等[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