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相伴而生的新时期文学其实都可以作为改革文学来看，一般而言，改革文学被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大类。其实，就像现实中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在各个层面都相差很大一样，这两类文学在内容与思想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比如同样是发展经济，在农村的个体经济和在城市中的小摊贩，可能就需要两套不同的理论来认识。乡村题材改革文学的代表作，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乔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处理的都是一个当时称为现代的经济模式进入传统中国乡村世界之后所引发的动荡与骚动。但城市题材的改革文学，却更多的处理的是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因此狭义上，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把直接描写改革实践的，尤其是城市工业题材的改革小说称作改革文学。这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外，还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以及柯云路的《新星》等。在这类作品中，上层的矛盾被提炼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其叙述模式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样的模式下，改革的合理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这里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些作品反映改革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之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哪些内容。 一 在备受关注的“开拓者”系列中，蒋子龙首先塑造的其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走资派”形象“霍大道”。所谓走资派，在这个人物身上，最集中的特点就是生产至上，抓生产，抓管理，讲效率。到了《乔厂长上任记》，这个有着强烈政治魅力和魄力的实干家成了乔光朴的上司，也就是乔厂长进行一线改革的有力靠山。今天我们常说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那么改革文学最主要的形象是这些拥有实权的老干部、新干部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受当时尤其是之前“文革”时期干部形象的影响，霍大道和乔光朴身上有明显的英雄主义特点，比如病痛缠身依然坚持工作，善于政治鼓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视个人情感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性格特征是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闯将的形象。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①。“我们需要乔厂长这样的‘铁腕人物’”②，“群众喜欢乔光朴这个人物”③，他是“新时期的英雄形象”④。张洁更是称赞说：“乔厂长是四化进程中的英雄，他驰骋于四化的舞台上，他的意义甚至比雷锋还要深刻。”⑤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个时代英雄的时候，依然会为他表现出来的铁腕风采所吸引——仅从作品开篇所摘录的乔光朴对工人的讲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厂长的霸气：“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⑥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深处重重危机当中的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从另一侧面，它也反映出长期受到打压、久违官场的一代政治家们对新的政治权利的强烈热情，对于这一点，不论是乔厂长还是蒋子龙都不避讳：“官瘾大小不取决于年龄。事实是当过官的比没当过官的权利欲和官瘾也许更大些。”⑦与反思文学中那些疑虑重重身心疲倦的老干部们不同，改革文学所开创的“闯将”、“英雄”形象更加代表着新时期政治舞台上的生命力。为此，小说还特别设置了一个患了“政治衰老症”的形象“老徐”，并劝导他（们）说：“在政治斗争中你被烧过几次，不能老是耿耿于怀，对党有情绪，对群众有情绪；想自己、想家、想孩子多了，想革命、想党的事业、想将来少了。”⑧但是另一方面，乔厂长的革命热情显然也与新时期以来文学重人性、人情味，并开始从英雄走向凡俗的趋势相违背，众所周知，这种趋势早在百花时代就已经成为文学一股压制不住的风潮，开始对抗愈来愈空洞的艺术上的“高大全”形式。当时的文坛，充斥着“向后看”的哀怨与悲苦之感，人们还没有倾诉尽“四人帮”的迫害与伤痕，乔厂长的出现，尤其他对待爱情的实用主义与蛮横霸道，多少还是伤害到了许多读者脆弱的神经，并引发他们更深的思考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种与时代相矛盾的审美风格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被誉为时代精神的代表。这一矛盾性为我们今天理解改革与改革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空间。 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乔厂长具体的改革措施，即这个英雄具体的英雄事迹究竟有哪些。小说第二部分，写还未正式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视察车间，注意到一个青年工人杜兵，作品着重写了这个青年工人工作如何松散，技术如何落后。紧接着又写了一位二十三岁即被派来中国的西德西门子电子公司的青年工人，着重描写了这个工人技术如何过硬，显然，作者的目的在于对比，为乔的改革做铺垫。事实上，如何整顿像杜兵这样的青年工人，改变工厂管理落后、效率低下、技术老旧等问题，就是乔厂长最为核心的改革内容。对此，乔厂长“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是的，正是竞争，被乔厂长视作改革的杀手锏，对此，他在后来的《“维持会长”》中是这么对杜兵们解释的：“多少年来，‘竞争’这两个字，在我们国家是忌讳的，好像一提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一搞竞争，就逼得你不把工厂搞好，就没有出路。我们厂现在就拉开了架势，在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竞争，在国内也和外国人竞争，还要和同行业竞争”、“工人之间，今后也不能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了，对工厂贡献的大小必然会造成物质待遇上的差别”⑩。乔厂长的这番话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而且颇成气候，在蒋子龙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包括当时所有风行一时的改革小说中，引入竞争机制，都被当做是最为核心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要求要“实行考核制度”，恢复“奖金制度”，坚持按劳分配(11)。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以竞争的一些不良后果而简单否定改革的合理性，但“竞争”在作为改革核心价值之前，其所要针对的那个“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的”以及“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却是我们可以着重分析的。这种情况，在社会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做：“磨洋工”(boondoggling)，也就是说，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的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工业生产由来已久的老问题。 磨洋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的天性使然，都想轻松随便，这可称之为“本性磨洋工”；第二，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造成的错综复杂的想法和顾虑重重而引起的，这可称之为“故意磨洋工”。(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