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被终结之后，这个关系已经不再被注意。这里大概有两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式里，文学充满了挫败感和惨痛记忆，文学的依附性或奴婢身份使文学一直卑微和没有尊严地存活。这个历史成为过去之后，没有人愿意再触及这曾有的伤痛；二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自明性的关系，文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的领域。“祛政治”、甚至“消灭政治”就不仅是文学家的幻觉，他们更愿意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实践条件。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并没有因这两种心理因素的暗示而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近年来不仅有学者呼吁建立“文学政治学”，①而且海外学者和国内的“知识左翼”，一直没有停止关于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尽管“个人写作”、“解构宏大叙事”等口号和实践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路向，但这种“祛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政治”不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隐含的政治。比如臧棣的《“诗意”的文学政治》，他认为： 对于新诗的历史而言，“诗意”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神话，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说一首新诗“饶有诗意”或“富于诗意”，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赞扬，却也可能隐含着更深层次的不满；其批评的潜台词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可能是对这首新诗在内容方面显露出的古典气质的称赞，但放到整个新诗的语境中去衡量的话，也仅仅是个特例。更普遍的情形则可能是“诗意”的匮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如是看待：这首诗在技巧上或许还说得过去，但缺少足够真正的创意，这种创意的核心内容是回应新诗所应具有的现代性。……我的主要目的是梳理“诗意”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呈现于新诗的实践过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哪些诗学势力参与了“诗意”在新诗中的话语运作，并考察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学政治的意蕴。② 臧棣发现了“诗意”是以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新诗的，这里隐含着“文学政治”，这是对新诗评价中两种立场借助“诗意”展开的斗争，背后隐含着对新诗褒贬的认同关系；我所说的“文学政治”，也不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③我所说的文学政治，是指文学同政治公开或隐秘的对话、表达和阐释，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官场小说”、“底层写作”、历史小说、海外华文文学等，都与政治有扯不清的瓜葛。这种现象的实质是： 种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世界和国家里消失；它们只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里去。它们 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在表面的、肤浅的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当一个领域里的实质性不平等占了上风（例如今天的经济领域），这个领域就将取得对政治的支配权，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对政治理论的反思都会看到，当今经济学支配国家和政治这个可悲的、受人诟病的现实，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在于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概念都作为一个连带性概念制约着平等概念，而一旦对具体差别漠不关心的平等概念摆脱了这种制约，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某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实质性，另一个体现着不平等的无情力量的领域，就会把它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中。④ 本文要谈论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与检讨，当这场革命终结之后我们如何评价它，因此我将其称为“内部视角”；一部是讲述海外华人为捍卫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斗争，因此我将其称为“外部想象”。无论是内外，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鲜明的政治性。 无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的发生和终结，应该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评价、检讨这场革命，也应该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表达这场革命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作品，比如“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等。但这些作品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对革命进行评价和检讨的作品。这些作品还只是从外部强调或证明某一时期革命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并没有走进革命内部去分析革命以及革命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正面书写被革命修辞、革命文化遮蔽的革命内部的隐秘，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曾表达过。过去我们曾读过类似的作品，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这些作品曾给过我们以巨大的震动：这些作家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与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化是如此的不同。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作家对20世纪中国革命做正面强攻式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风和日丽》的出现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显然是一部大作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但更重要的是艾伟对革命历史多有同情的理解。他用文学的方式揭开了革命内部的隐秘，同时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了对革命历史的态度。 主人公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女。这个身份与革命构成了一种“吊诡”关系：一方面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是革命者的后代；一方面她的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她是一个“革命弃儿”。虽然革命是风流、浪漫的孪生兄弟，革命文学也多在浪漫主义范畴内展开。但革命的感召力本身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一切与“私”有关的事物都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私情”、“私通”、“私人”、“私仇”、“私心”、“私利”更不要说“私生子”了。“私”是革命的禁忌，是被严格排斥在革命话语和道德之外的。因此，杨小翼只因革命家尹桂泽和“革命情人”杨泸的一夜风流而出生，实属偶然和意外。革命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它天上人间居无定所风驰电掣。尹桂泽从此没了消息，他只对革命负责而不对“私”的领域负责。问题是杨小翼作为“私”的产物总要有人对她负责，她也有权力知道自己的来处。于是，革命内部的隐秘就这样在一个他者的寻觅中逐渐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