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在今天几乎已被文学史和多数读者遗忘，但在新时期初期，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其人被恶狠狠地斥责为“一个道德堕落了的女人”，其文也毫不客气地被斥为“隐私文学”、“私小说”，这一切都决定了，她无论在她那个年代，还是在文学史中，都是一个“不洁”的人，被归入另类。本文以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求索》三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情感主题为中心”对遇罗锦记忆和讲述“文革”的方式进行探讨，分析她如何在与主流叙述和集体经验的博弈中建构自我形象的，并对蕴含其中的政治变革与个人经验的建构进行辨析。 一 1966年6月末的一天深夜，遇罗锦的家被抄，她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抄家的场面： 小小的四合院各屋都熄了灯，但人们决不可能睡着。只有我家的屋门大敞，日光灯亮得刺眼。带路的妈妈一定又被押回去了，乱七八糟的破烂拖到了门边，爸爸正跪在破烂堆中，秃顶的头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 红卫兵将我猛地一推，喝一声：“打！”木枪、皮带便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只听他们边打边吼：“跪下！” “凭什么打人？”我挣扎地喊道。 “打的就是你这狗崽子！” “就冲你这裙子也得打！” “头上还别卡子？打！” “跪不跪？” 求生的念头第一次象刀一样刺进了我心里，我扑咚一声跪下了。 “低头！”他们仍不满意，狠狠地又抽打了几下。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低头！”他们抽打着爸爸，爸爸低头一声不吭。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么罪？”他们反而问起我来。 “我妈是资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应不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犯××号通令？” “你们这一窝崽子跑哪儿去了？”又一个人问。他们边零碎地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 夜深了，我和爸爸仍没有一句话，无力地坐在地上，在羞愧、钦佩和屈辱中不能自拔。钟打两点，我们慢慢地站了起来，忍着身上的疼痛，缓缓地、默默地收拾着地上零乱的东西。 我们把破破烂烂在屋中央堆了一堆，就马马虎虎地躺下了。爸爸在杂乱的大床上腾了块地方，我就躺在那早已抢劫一空的大木箱上。只有穿衣镜没有被砸，幸存的原因是，父亲早就用一大篇语录将它严严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将我们用语录严严糊住，是否还会挨打呢？ 静谧的月光洒在屋门口那小块地上，它显得更美了。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它。这柔和的光线，仿佛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几千年前的世界。那时，该是个博爱的世界吧？…… “抄家”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是一个被渲染和详细记述的关键性情节，对遇罗锦而言，这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又成为她此后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在这一“文革”记忆中，我们注意到，她以受难者的眼光打量着周遭，以被折磨的肉体和精神经受着摧残，又以被侮辱者的心态和身份记忆着这个场景，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与反抗（挣扎地喊“凭什么打人？”）、懦弱、无奈（大气都不敢出）与恐惧（求生的念头第一次象刀一样刺进了我心里，我扑咚一声跪下了）。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抄家的惨烈情境，“文革”不再是一个宏大、抽象的字眼，“第一见证人”的叙述将读者带入了私人的、日常的细节之中，尽管这一场景我们已经在众多的“伤痕文学”作品中熟知——它既刻写了红卫兵的残暴，获取控诉“文革”的效果，又凸显了受迫害人的羞辱，起到反思和忏悔的作用，但仍然值得强调的是，它使得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从而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另外，在“抄家”这一场景中，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的心理描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若单独阅读此段，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作者刚刚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后的内心独白和沉思。其中，日光灯的刺眼和月光的柔和、红卫兵的残暴和我的沉默，杂乱破烂的小屋和静谧的月光，黑白颠倒、礼崩乐坏的现实世界和博爱的久远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都间接地体现了记忆者内心的沉痛和悲哀，这种记忆和讲述的方式比直接展露身躯的创伤更值得同情，同样也使得受害者的伤痕记忆更加具有震撼性和真实性。 如果说“抄家”留给遇罗锦的不仅仅是“文革”的暴虐而导致她心灵上的阴影，甚至还留有些许美好的遐想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1966年—1969年的牢狱之灾和1969年—1978年的插队生活留在她记忆中的则更多的是对亲人、社会、爱情的怨愤和怀疑，它们真正影响和改变了她的命运、心态和身份。劳动教养期满后，遇罗锦又被分配到河北省临西县插队落户，而此后数年间的插队生活——在河北省四处寻觅对象、独自一人“闯关东”结婚、和第一任丈夫婚后的不和等在她的记忆和讲述中，被展示成为苦难与伤痕、丑恶与痛苦纠葛缠绕的状貌，毫不掩饰地体现出她对这段生活的拒斥和怨愤。对于这些经历，遇罗锦回忆说，“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20多岁的女孩子闯关东，来到人少地多的北大荒‘叫卖’自己。和一个不相识的、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男人结了婚，忍受了几年屈辱和挨打的生活。”①于是，她在小说中通过细腻地描绘新婚之夜的梦魇般的经历而凸显自己对这段感情生活的厌恶和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