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的《棋王》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在如今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它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其经典性则被诠释为——“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①，然而事实上，《棋王》的最初发表并非一帆风顺。《北京文学》以“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为由退稿，《上海文学》虽然发表，却要求阿城修改原本不太积极的结尾，还有说法称“据说《上海文学》告阿城，小说写得不坏但肯定不能得奖”②。与后来批评家们自信满满地用“道家美学”、“民族文化”等词赞赏《棋王》不同，延续了编辑的谨慎与保守，集中于1984年末、在《棋王》发表后迅速跟进的几篇批评文章中，新时期以来的知青题材小说仍被作为评价《棋王》的重要参照，批评家仍力图尝试在既有文学成规的约束下论证《棋王》的政治正确性。 1985年3月21日，后来同样被追认为“寻根文学”源头的汪曾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他首先肯定的就是《棋王》作为知青小说的价值，在汪曾祺看来，阿城的贡献在于他写出了知青在经历那段特殊历史后，“老老实实地面对人生，在中国诚实地生活”的共同心态，比起老一代，“他们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较少教条主义”、“这一代没有被生活打倒”、“是一些悲壮的乐观主义者”，汪曾祺说，正因为《棋王》为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可喜的信息，它才赢得了广大读者，在青年的心灵中产生共鸣，“他的信心和笔力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生活的现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救了中国，救了一代青年人，也救了现实主义”③。尽管不排除汪文有其与主流政治话语间磨合的特殊生存策略，但他竭力从另类知青王一生身上发掘出了一种在“吃”中乐天知命，又能在“棋”中倾力一搏、为社会主义新人所需的精神气质，确实也道出了《棋王》作为知青文学继续生成意义的合法性与可能性。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并不寻根的结论并没有进入文学史，反倒是汪曾祺的这句话——“《棋王》写的是什么？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④，被后来带有“寻根”意图的批评积极引用。在同年一篇总结1984年小说成就的文章中，批评重点已经转移为小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文化深意，批评家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首先，把《棋王》列入知青文学是不得要领的。这部作品的主旨之一，是在树与藤、水与月一般缠绕、交映的现实世界（生道）和艺术世界（棋道）之间，借棋王的‘瘦小黑魂’抒发深沉的历史感。第二，《棋王》迟早要收入教科书，它测试批评、鉴赏者的智商，同时又指点人们以别致的构思，凝练的文字和冷峻的笔法去创造博大精深的意境。”⑤ 随着上述结论成为后来文学史教材表述的基本方向，《棋王》被重新命名为“寻根”意义上的经典，而这段批评前史——即从有“问题”的知青题材写作，到为知青文学锦上添花的作品，俨然已被当做一次愚笨的误读被遗忘，但它也留下了并非不证自明的疑点：作为“寻根文学”的文化特质是被批评家从原作中发现的，还是被移入的？带有寻根意识的批评又是如何将汪曾祺认为尚有话可说的“作为知青文学的《棋王》”剥离出去的？“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⑥如果说《棋王》被经典化为今天形态的过程是由寻根批评最终完成的，那么如何认识这种批评的性质与根本意图，它如何与作家对话，它与作品的差异性何在？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重新打开《棋王》的意义。 一、从“小说”到“传奇”：告别现实主义 1984年7月16日，阿城的父亲钟惦棐在给批评家仲呈祥的信中迫不及待地力荐刚刚发表的《棋王》：“这种文学，不是一阵风能吹跑的，作为处女作，起点是好的，文学要注意题材的开拓，不能‘一条路走到黑’，《霍元甲》、《白发魔女》就是钻了这个空子。”⑦按照文坛前辈亲授的批评路径，仲呈祥很快发表了《棋王》专论，并将钟惦棐有些模糊的“题材开拓说”具体化为“同类题材的表现角度也要开拓”。无论是阿城本人的知青经历，还是小说中开篇类似“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送别场景，都使批评家自然启动已有的知识储备将《棋王》首先放入到新时期以来知青题材的写作序列中：阿城的贡献在于他对知青生活的独特描写，“既不像孔捷生那样，先写‘伤痕’，再写‘追求’，从《在小河那边》走到《南方的岸》；也不像叶辛那样，重在展示当代青年从浩劫之初的狂热到‘九一三’事件前的消沉、从消沉到在现实的启迪下学会思考、从思考到投身于‘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更不像王安忆那样，用《本次列车终点》把笔触延伸到知识青年回城后的就业生活，深沉地喊出找寻人生‘终点’的课题……他就是他，在驾驭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上，另辟蹊径，以奇制胜。”⑧ 有趣的是，当仲呈祥将这一“奇特的切入角度”集中表述为王一生的传奇经历时，他似乎意识到了钟惦棐提及武侠小说一语可能存在的潜台词：将《棋王》的价值突兀地与《霍元甲》、《白发魔女》的大卖联系起来，这其中固然有眼见通俗文学勃兴挤压高雅文学的切肤之痛，但也多少流露出了钟惦棐在阅读《棋王》时的独特体验，即《棋王》可能具备了与后者相似的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别的某种“奇文”特征，有可能在已有题材划分之外独创一格。阐释难度随之而来，前述那段被仲呈祥引为参照的知青文学简史，是通过将知青题材写作编排进新时期以来从“伤痕”到“反思”的文学思潮演进后描述出来的，如果说“伤痕”、“反思”文学是在“回收十七年”的意义上延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那么当批评家使用这套表述圈定了评价《棋王》不能完全绕开的知青文学边界时，就必须小心注意不让它的“奇”胀破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于是，仲呈祥努力在批评结论中维持一种平衡状态，既突出《棋王》相较其他知青小说的异质性用以说明其文学史价值，又不忘从小说的三个基本构成——人物塑造、情节和背景上突出《棋王》与其他知青题材小说相同的写实性与时代性：小说中车站送别、农场劳动等典型场景被特别拣选出来用以说明小说之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认识价值，而“棋呆子”那看似纯属虚构的奇人奇事也被特意解释为“荒诞的年代怪事太多”，因而具备了历史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