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王润滋发表了小说《鲁班的子孙》，旋即争议四起。虽然早在两年前，王润滋就以一篇《内当家》名声鹊起，但引起轰动的《内当家》却没有像《鲁班的子孙》那样，引出一场巨大的争论。关于小说本身，关于老木匠和小木匠孰对孰错的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未见结果。 这场争论在漫长的将近三十年中始终未曾中断，并且这些争论每一次出现都显得那么激烈，彼此之间的冲突又似乎完全不可调和。究其原因，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阶级斗争停止，国家重新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几乎成为了普遍共识，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财富”的增长上。但是，这一共识同时引起了更多的围绕着“财富”的各种不同想象的分歧。比如，财富增长要通过何种方式？共同富裕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这种富裕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平等？将经济发展、致富放在首位，会不会导致人生价值的庸俗化？活着还需不需要别的意义？这些批评几乎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展开的，在80年代早期，其中一些是延续了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另一些则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问题有了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可以理解为，前半句是针对承认改革的现实，后半句则指出如何克服这个现实所生产出的种种问题。《鲁班的子孙》正处于这个争论的核心，小木匠的致富道路究竟是什么？它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究竟要怎样克服？相关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批评家为小木匠辩护，或指责王润滋的作品只有对客观的描绘而缺乏理想的品格（认为小木匠不是改革者的典型形象，作者刻画出这样一个人物是对改革缺乏真实的认识）①，或认为小木匠作为改革者即使存在缺陷，这缺陷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它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其理论基础乃是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要扫平一切古老文明和传统道德）；②而另一些则站在老木匠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无论是否认同历史中的那个老木匠），或为美德的沦丧、或为社群的破裂忧心忡忡③。然而，在这种争论的背后，小说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被人忽视了。也许是老木匠和小木匠的象征意义过于重大，批评者急于或站在老木匠的立场上，或站在小木匠的立场上，来重述和评判小说中的冲突，而忽视了小说存在本身是各种冲突的第一次整体解决。忽视这一点，小说本身就成了个未解之谜，小说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何理解作者最后让木匠铺“渐渐恢复生机……虽说不能发财，却也生意兴隆。活儿多得做不完……”的情节安排？如何理解老木匠最后那句自信的“离了黄家沟，没他立脚的地场”？小说的叙事本身并非自然主义的描写，其结构也不是摊开一场或几场冲突，而是高度完整，指向了明天，是“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明天的故事谁来讲下去”，这是我们进入小说的一个线索。按照王润滋自己的说法：“有人问我是倾向老木匠还是小木匠，我说我是作者，不是老木匠也不是小木匠；问我寄希望于谁，我说寄希望于老木匠也寄希望于小木匠。两代木匠各自走过了他们不同的悲剧道路，还都要走向明天，但愿明天的故事不是悲剧。”④ 小说的情节安排及其结尾提醒我们，这是一篇形式上高度完整的小说，小说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这意味着，王润滋在文本内部已经解决了父子冲突，并且实现了和解。从第一个小标题“陈年往事”到最后一个小标题“明天的故事”，小说就历史性地呈现出老木匠以及他念兹在兹的“良心”、美德怎样与他人发生冲突。这段冲突史不仅仅是和小木匠发生的冲突，还包括了和书记官、木匠铺的其他成员，此外，还有和小木匠的亲生母亲的冲突。小说讲述了“良心”的起源这一传统故事，继而叙述了毛时代的危机、终结和新时期的开始这一急遽变动的历史过程，并在经历了种种冲突后，小说以老木匠对于“良心”的满怀自信而告结尾。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的许多同样指向明天、结局更显光明的作品相比，这种面向未来的乐观并不是建立在呼唤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即使在小说中也明确提到个人财富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一步迈向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那个有深度的现代个人。一方面，使小说成为小说的不是纯粹“个人”，不是现代性世界中那个没有家园的原子式个人；另一方面，如果说“只有当我们与精神家园失去联系时，时间才能成为结构的因素”。并且，“小说……是唯一将时间采纳为结构原则的艺术形式。”⑤那么，恰恰是老木匠遭遇的精神危机，才构成了小说中的冲突在历史中的展开，而小说的结尾又预告着在历史中冲突如何被和解，在这个高度完整的叙事中，老木匠才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良心”的故事才可以永远讲下去。 于是在这里，一方面，是文本内部达成的和解；另一方面，是一直持续到今日的争论。这意味着，王润滋在小说中所设想的和解，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需要追问的问题就不单单是冲突本身，而是说，小说内部的和解是如何可欲的？需要哪些明显或隐含的条件和解才是可能的？这些条件是否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研究这些问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理解80年代历史进程的逻辑。 二 要厘清这些问题，我们最好首先退回到王润滋的成名作《内当家》，因为寻求和解的意图在《内当家》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王润滋的《内当家》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老地主在改革时代重回故土，过去受老地主欺压的贫雇农不计前嫌，为了改革的大局着想欢迎老地主的回归。《内当家》这篇小说基本上可视为响应国家政治号召的创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小说本身不是作者有感而发之作），一方面是要求阶级斗争的和解或者说呼吁安定团结，一方面则强调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国家、社会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领域。但是，这样一种和解的期盼，在《内当家》中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解只是发生在空想的层面，这样说是指，老地主归来以后的故事，《内当家》完全没有展开，老地主回来帮助发展经济，是否必然带回老地主在经济或者生产上的逻辑，以及随即可能出现的剥削、新的不平等的产生等诸多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内当家》实际上是通过不在现实层面上展开难题而回避掉了，但其难题性依然存在，当年毕竟是苦大仇深，亲手赶走的老地主，如今再回来，和解要如何可能呢？《内当家》虽然没有铺展开这一难题，但也并非对此完全忽略，而是进行了非常抽象地处理，在文本中，这种抽象表现为叙事的诸多含糊。首先是，李秋兰和刘金贵的和解是在老支书的劝服下进行的，党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功能。正如李秋兰自己所说：“就说俺李秋兰还有副中国人的心肝，俺不会给共产党丢人现眼！”但另一方面，老支书在进行劝服时说的却是：“就说刘金贵吧，他爱国，是个中国人哪！”⑥同时，老支书是一个典型的形象，他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村长的形象，他的权威并不完全来自于革命中国给予他的身份，这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叙事中较为常见。在80年代初期，这其中隐藏的矛盾并不必然构成冲突，因为在当时，党的领导，或者说在政治领域实现整体性和解，还是被普遍相信的。科学技术进步、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文化、伦理、价值、美等等由此不必然构成冲突和分化。但是，也许是过度阐释，随着《内当家》的最后一章里老支书的缺场，地主和贫农在感情上的和解，最终只能依靠一碗家乡的水，而进一步我们发现，到了《鲁班的子孙》中，老支书这样一个形象索性彻底失了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