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0)05-0078-06 1918年，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1](P.55)这事实上也构成他散文写作的两个向度，在从“美文”到“时事之文”再到30年代“笔记体散文”的写作过程中，如何实现思想与形式之间的浑然统一，正是他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努力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每当因现实与思想的纷乱而心浮气躁时，他就高呼“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并说自己以后“大约是不想写”长篇论文，而“想只作随笔了”；然而当他写了像《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一批“平淡自然”的“美文”以后，却又在《泽泻集》的序言中宣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在这看似矛盾的言说中，正折射出作者为调和“思想”与“文学”所付出的努力。 周作人的文学经历起步于1901年10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以后。这恰好是中国文学观念的转折期。杨联芬认为：“晚清新小说运动大致可以19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前（实是戊戌变法失败前），维新知识分子对小说的倡导，基本上属于思想界发现和论述小说重要性的理论呼吁阶段，小说只是作为抽象概念被置于配合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位置，也就是说处于维新运动‘外围’之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被视为文学，所以关于小说创作和具体形式的探讨，在那时几乎没有涉及。1900年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伴随着梁启超身份和事业的转移，这种情形才发生了改变。”② 维新派知识分子是在丧失了他们传统“得君行道”的政治途径以后，才转而以民间知识精英的立场，通过文学，来提倡变法救国的。变法以后，出于对文学本身的重视，中国知识界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根据陈平原的研究，“中国小说1902年起开始呈现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幅度背离”，[2](P.12)这是文学技法上的革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革新也在进行之中。差不多就在同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纯美”的文艺思想，也在中国文艺界浮出水面。王国维认为：“美之属性，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并认为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所能易者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给文学下定义：“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③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些言论的出现，无疑促进了当时文艺界对文学本体地位的思考。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另一个方面。虽然已经出现了艺术无功利的审美思想，但在后维新时代，由于“文学”在一段时间里差不多充当了“得君行道”的替代之一，因此由政治的意识转化而成的文学的功利观念，仍然在当时的文学理念／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地位。1902年，在刚刚创办的《新小说》第一号“论说”栏中，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头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即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3](P.6)在这篇论文里，梁氏对小说文体的讨论，尤其是对后四种力量的论述，大体仍在小说的文体属性内展开，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讨论，其最后的思想归结，却是由小说的文体属性找到了“新民”的途径。这就从文学本体的层面，将小说从中国传统的“小说小道”，提升到了民族救亡的宏观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它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文学注入了超越常规的“尊严”地位，另一方面，在众多的“欲……必新小说”的论说结构中，无限放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两个方面的探索一方面并存着，并各有沿着自身思路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调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有限度的文学功能理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也处于这样一种调和之中，即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从一开始就面临了如何处理文学的艺术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原则上来说，他既反对一种纯美的艺术理论，同时也不主张无限度地放大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取一种“中庸”的调和态度。在这里，调和不是简单地捏合取中，而是出于对两方面立场的更为深刻的了解与吸取，其背后隐含的，则是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及其功能的自我体认。 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期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周氏当时的日记中有多条内容记录了这一方面的消息。如： 1902年8月6日（七月初三）条：“……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8月7日（七月初四）条：“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8月9日（七月初六）条：“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至四更始阅半本，即睡。”8月10日（七月初七）条：“上午《自由书》看竟，换得《新民报》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