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5-0041-05 “上海时期”相对于“北京时期”的杂文写作尽管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上海时期鲁迅的自我定位、心态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导致其杂文写作呈现出新的特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杂文“公共性”的增强。公共性有时就表现为公共领域，其特征有三：第一，公民成为公众，私人走向公共生活，并坚持独立的话语立场；第二，批判性，私人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第三，通过传播媒介走向公共交往网络，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从这几方面看，鲁迅后期杂文正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公共舆论。鲁迅在上海彻底告别文化官员和大学教授的身份，成为依附市场的自由撰稿人，取得了自由说话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普及程度更高的上海报刊，及其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给鲁迅杂文走向公共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其写作成为一种参与社会交往和对话网络的手段，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而非单向的讲述和阐发。 这种公共性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是鲁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利用杂文和报刊网络对社会上流通的各种话语进行批判的活动，故可称为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所以考察鲁迅后期杂文的公共性就是要对鲁迅杂文进行微观的话语分析，考察杂文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看其如何深入到各种话语的内部，如何拆解、剖析话语背后存在的知识／权力关系。当然，这是个很大议题，本文仅从鲁迅的身份变化及话语策略上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上海时期鲁迅的自我定位与杂文写作 综观鲁迅一生，每一次空间的转换不仅标志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他思想状况的变化。来到上海，对鲁迅而言具有更重要意义：鲁迅由一个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转变为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一个亭子间的“市民”。挣脱体制的束缚使其获得了更为充分的自由发言权利，上海发达的商业报刊及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其提供了驰骋疆场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政治的原因，30年代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避难或寻梦的场所，当时上海云集的各路知识分子几乎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这也使当时的上海成为各种思想和话语交锋的是非之地，鲁迅的杂文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那么鲁迅面对新的空间，新的生活是如何定位的，这种定位对他的杂文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鲁迅刚到上海不久，即应邀到各大学进行演讲，其中有两篇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鲁迅称为“知识阶级”）。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他说，“真的知识阶级”“与平民最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1]187-193。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他谈的是文艺和政治，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话题，这里的“文艺家”、“革命文学”等语几乎可以换成“知识阶级”。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2]113-119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自我理解，“它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出发点”[3]261。考察鲁迅说的这种“真的知识阶级”，我们发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敏感，能首先感受到社会问题，具有永远的批判性；二是具有独立精神；三是不计利害，敢于公开为民众说话。这种界定其实正具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是美国的拉塞尔·雅格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而提出的，至今仍是学界热门话题。这里引入这一概念讨论鲁迅的杂文写作也是意在从“公共性”的角度审视鲁迅杂文的写作机制和功能。在一般的理解中，“公共性”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本有之义，不需要在前面加一个限制语，但是，随着大学体制的迅速发展，知识分子也逐渐体制化，公共性也就成了问题。“五四”过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他们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也逐渐褪色，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分化，有的回到书斋，踱进“研究室”；有的进入政府机构成为官员，自身失去了独立的批判力量。鲁迅虽然一直关注社会、批判现实，但他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教授的身份给他带来很多羁绊，他从北京到厦门、广州再到上海，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政府体制不断冲突的过程。 在来上海之前，鲁迅曾有“作文和教书势不两立”的言论，但在犹豫之后又认为：“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4]182鲁迅最终选择作文，这里的“作文”，对鲁迅来说就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和安稳的教书生涯相比意味着要融进喧闹的社会生活。“作文和教书势不两立”之论实际上也暴露了鲁迅无法调适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体制之间的冲突。鲁迅的个性注定他不能做公家人，只能做“流人”，漂流在体制之外。“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而且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还是，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甚或许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5]26鲁迅到上海以后，没有了体制的束缚，使其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更加突出，上海繁盛的报刊业和广泛的读者群，使他的杂文通过报刊与论争对手、与读者、与社会形成一个开放的、对话的交往网络，从而更具有公共性。在上海实际上有“两个鲁迅”，一个作为学者的，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另一个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从事杂文写作。用康德论启蒙时的话来说，前者属于知识的“私下运用”，后者则是知识的“公开运用”[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