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0)04-0001-05 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买办、西崽最集中的地方，一般上海居民对这个社会群体都不会感到陌生，如鲁迅所言“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1]。西崽本是上海人对于那些在中国居住的西方国家侨民家中的华人奴仆的称呼，后来被泛化而把买办也包括进来，指代一切为外国人效劳奔走、以外国人为主人的中国人。买办与西崽均替外国人办事，一样的“奉洋若神”。两者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西崽人格也可称为买办人格，是在租界文化的殖民性、混杂性、近代性的合力作用下的产物。 “与租界一样，买办是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过程中的畸形产物。这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群体，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充当了承递的中介与载体。”[2](P111)在近代上海，买办和西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力量。在华人中他们较早西化，较多较早地参与了近代社会生活和近代化历史进程，其文化心态最早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剥离而萌发近代意识，他们以其特殊地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和上海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具有一定的近代性和时代性。买办是在为外国殖民者服务过程中产生、发展的“食夷利者”和“奉洋若神者”，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上海社会发挥了更大作用。买办的经济利益总是与外国殖民者息息相关，他们的经济基础则是一种附庸经济，不依赖外国殖民者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买办还往往是“暴发户”的代名词，可以说是上海华人中最富有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关注和生活方式都是非传统的，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开拓和传播作用。但他们毕竟是外国对华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和同谋者，因此虽然因其经济地位而受一般市民尊敬与羡慕，但另一方面买办又有着被公认为不佳的道德形象。容闳曾这样评价买办：“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3](P49)对于买办的形象，现代作家萧乾曾有一段剔皮见骨的挖苦文字： 他们上身穿的是欧服，黑色硬壳帽，衬衫，领带，然而下半截却是旧式裤子，丝腰带，裤口缠着缎带，脚上蹬着皂鞋。这些人说话，每句十个字必来四五个欧字，而且大半是欧洲商人用的俚语。他们因为世代做的都是买卖，所以商人习气未免重一点。但因为他们经营的是替洋人买原料，所以一切都以侍侯主顾为原则。对一切“洋”的另眼看待。然而洋音乐如贝多芬，洋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又与他们了无缘分。那些既不能装箱贩售，在国家市场上又没有行情，在他们眼中，其价值还不如一听罐头花生米。他们上半截“洋体”是为应付大班的：机警，敏锐，相当地不留情面；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国粹里：姨太大，人参白木耳，甚至偶尔来口鸦片烟，还谙于逢节送礼，递片托情等种种中国处世奇方。他们可以说是《南京条约》的重要副产物，兼有了东西方应付本领。[4] 西崽和买办的道德形象，往往是和崇洋、势利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崇洋和势利性格，直接反映着租界文化的殖民性、混杂性及一定的近代性内容。 众所周知，崇洋已经成为“上海人”的重要人格内容。细究其由来，说它滥觞于一众租界里的西崽、买办大概是不过分的。西崽、买办替有力的外国人效劳而获利，属于华人中最早时间、最近距离介入外国事物的一类群体，也属于最早服膺外国事物和接受外国人支配、指挥的一类群体，因而他们对于殖民性情境接受最为彻底，身上的租界文化的积淀性内容也最多，受制于职业、环境和自身素质，西崽、买办身上确实集中了较多的租界文化的阴暗面。 在上海租界集中存在的西崽买办很自然地滋生出洋优于土、洋货优于土货、洋人优于华人的心态，从而在沪上形成渐次扩散到生活各个层面的崇洋气候。“视吾中国同洲之人皆若土块粪壤，目中意中惟有一洋商，虽为之走狗，为之涤溺而不惜”[5](P432)，早在19世纪，买办的“崇洋”性格就被认为已经到了如此令人不堪的地步。关于这种从租界、从西崽买办那里发散开来的崇洋性格，时人有论：“‘洋’是上海人最崇拜最欢迎的东西，凡物加上一个洋字头衔，便觉得特别高贵，所以上海最出风头的人是洋人，上海最大的商业是洋行，上海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洋行买办，上海人最欢迎的货物是外洋的来路货，上海人最希望的是发洋财，上海流氓最靠的住的牌头是洋盘户头。”[6](P393)这种发端于西崽买办性格的崇洋有时还会到一种不顾自身起码尊严的地步：“因为上海人有‘来路货’癖，所以挨揍也以挨来路货的为时髦，挨嘴巴也叫做‘吃雪茄烟’，挨人踢一脚叫做‘吃外国火腿’。……中国人在租界里住久了，神经就会逐渐麻木，看见了同胞受异族的侮辱，非但不会生气，还能站在远处拍手欢笑，笑别人吃外国火腿。”“上海是中国的天堂，也是亡国奴的传习所，‘外国火腿者’，传习课程表中之一课也。”[6](P195) 与崇洋相提并论的，还有西崽买办的势利性格。这种势利性格可以用俗语“只重衣衫不重人”来概括。作为通商口岸的近代上海，是个商业社会，其中西崽和买办服侍的对象基本都是在上海租界中广有权势和金钱的外国洋行大班，而要做买办，则本身就必须是个商人，这决定了在西崽、买办那里，金钱、权势被抬到一个极高的地位，从而羡慕富豪、鄙视贫穷，只承认现实的暴发户，不承认破落的贵族。他们遵重的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为此甚至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人、事、物高度集聚的商业城市社会，租界中的人际交往往往是非人格化、非道德化的。分工也趋于细化，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几率大大增多，而在无法了解其背景的情况下，认识只能从短暂接触和表面来得出。从以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适应环境这方面说，“只重衣衫不重人”在近代城市社会中有其必然的一面。因而与崇洋一样，在西崽买办身上最为明显的势利性格也被近代“上海人”人格所承接下来。“上海人”从来就“不佩服那些缺乏创造力、比自己更差的文化与人群。要使上海人佩服并不容易，他们佩服与钦羡的是那些比自己更高明、更精明、更聪明与更文明的文化与人群，上海文化的无根性使之少了传统意义上的谦虚与含蓄，而多了直露与浅白，其向善恶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以此而蔑视他人称之为‘势利’也不为过”。[2](P225)
